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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青認為，跨界的污染問題主要是河流污染，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是否影響了跨界的河流？沿途其他企業有無貢獻，損害結果和污染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能否建立，是司法程序中取證能否得到認可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方面的難度相對較大。我們鼓勵第三方機構對損害結果進行鑒定和評價，但是這種機構的成長需要一個過程，目前，在業內很有實力、并且很有權威的機構還不算太多。”吳青說。

在今年兩會上，有人大代表認為，在處理跨區域的污染糾紛問題上，最大的難點是取證困難，不管跨省還是分行政區的都是取證比較困難。往往跨界污染一種是突發事件，比如企業出現排污事故，另一種是季節性的，比如雨季的洪水團下泄可能導致流域的水體污染問題。

這位代表直言，取證困難體現在兩個方面，當地的執法部門取證時，這個污染已經過去了，或是下游濃度已經降低了。污染流經一個河流有很多企業，不一定是哪一個企業。

法律執行不力是問題癥結

一位人大代表說，在執法方面，執法人員不可能跨區域執法，也是取證困難的一個原因。

據了解，我國環境保護立法除了對點源的環境污染進行了嚴格的法律規制外，對跨界污染問題也有針對性的立法和規定。但我國跨界污染的法律控制不力，糾紛時有發生。分析其法律原因，主要問題不在立法，而在于對現有法律的執行不力。

一方面，就地環境保護執法本身存在嚴重不足。我國環境保護法已經提供了一系列的環境管制措施，如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制度、排污濃度控制和總量控制、排污治理義務、排污登記和自覺監測義務等，但企業不環評就進行建設生產和排放，污染物未經處理就排入江河、大氣污染情況屢屢不絕。因此，工業點源污染源就地控制不嚴是跨界污染發生的首要原因。

另一方面，跨區域環保聯合執法不夠。在追求GDP增長的目標驅動之下，在缺乏環境質量考核的政府追責之下，跨區域的環境和資源往往成為“公地悲劇”的產物。環境違法企業往往在跨行政區域地帶與執法人員玩起時間差、“游擊戰”，致使環境違法行為屢查不止。交界處污染企業管理歸屬問題一直是跨行政區域環保部門頭疼的對象。

難題需要逐步解決

建立協調機制，加快立法，加強執法

關于解決種跨界污染糾紛，各地已經紛紛結合實際尋求破解方法，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嘗試。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呂忠梅表示，目前，跨行政區域的污染糾紛目前是由行政手段來解決，由共同的上級政府調節和處理解決。比如市級糾紛由省政府解決，兩省直接的糾紛由國務院解決，這些機制在原《環保法》中就有規定。

呂忠梅說，針對現在的形勢，我們強調“區域共治”可以通過聯合、協調解決問題。比如《太湖流域污染防治條例》就設置了沿岸幾省的協商程序機制（在沒有糾紛之前解決問題）協同機制（比如跨區域的執法、跨行政區域的訴訟，跨區域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