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八九月份的企業主“跑路”、“跳樓”高潮之后，溫州城很快又恢復了表面的平靜。

    此次危機中逃跑的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作為一個典型性人物，已經回歸生產，他的眼鏡生產線已部分復工。他立志，生產自救，并且在短時間內制定了實現勞動密集型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方案。

    當地企業主們對此次危機中政府的救市表現較為滿意，“政府出臺的系列維穩政策很快消除了恐慌，透一下氣，企業就緩過來了。當然，政府其實應該更早一些出手。”

    他們所稱的“維穩政策”指的是溫州市政府在該次救市中的一攬子政策。

    “但事情還沒有到最壞的時候，接下來要看年關的那一關能不能過得去。如果年關過不去，再一次爆發，那就比較麻煩了。”距離年關不到3個月，溫州的很多企業已經在為年關做準備，包括還貸問題、續貸問題以及工人的工資問題等等，他們都必須要提前考慮了。

    在政府層面，一位浙江省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目前，該省所涉部門已經全部派員下企業摸底調研，一方面了解企業的融資情況，另一方面也了解政策的落實到位情況。

    政府救市

    在此之前，溫州城曾一度陷入了恐慌，人心惶惶。

    自4月開始，溫州龍灣區一些企業因多元投資失敗、賭博欠債等原因無力支付高利貸款，因此而跑路。隨后，企業倒閉、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時傳出。

    至8月，關停倒閉企業由龍灣區向溫州市蔓延、擴散，愈演愈烈。據不完全統計，僅9月22日一天，溫州就有9個老板跑路。

    9月24日，千余名信泰集團員工因為老板胡福林跑路上街討薪，震動了溫州市委市政府。

    據悉，胡福林欠下銀行債務8億元，月利息500萬元；欠下民間借貸資金12億元以上，月息超過2000萬元。他的信泰集團是當地的眼鏡業龍頭企業，員工超過3000人。

    9月25日，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組織召開了一個名為“當前經濟金融形勢和民間借貸風險”的專題會議，隨后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盡出于此。例如，要求“各銀行業機構要積極向上級行爭取貸款規模，確保實現年初確定的新增貸款1000億元的目標”、“確保小企業貸款增速高于貸款平均增速，對中小企業不抽貸、不壓貸”等。

    隔天，溫州正得利鞋業的老板沈奎正因資金鏈斷裂被逼入絕境，從22樓縱身跳下。

    愈演愈烈的跑路、跳樓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重視。10月長假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抵達溫州，聽取溫州市委、市政府有關民間借貸問題的匯報。隨行的還有財政部部長謝旭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等財經部委高官，陣容強大。

    此時，溫州至少已經有80名老板因無力償還高息貸款而跑路躲債，至少兩名中小企業老板自殺。

    據官方媒體公開的報道，溫家寶要求：浙江省政府支持溫州市政府，在一個月的時間內，把溫州市的經濟、金融局面穩定住。他提出，要提高對小企業不良貸款比率的容忍度，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貸化傾向。

    事實上，確實是因為溫州市各家銀行的抽資、不續貸，加速了中小企業的倒閉以及企業主的跑路和跳樓。7月以后，溫州市一些商業銀行已經開始嚴防中小企業倒閉潮和民間借貸風險，貸款規模開始縮減。據溫州市金融辦統計，今年8月份，當地小企業貸款比7月份減少了373億元，融資狀況越來越趨緊。

    制鞋企業老板虞龍所在的龍灣區最早出現跑路現象，其中，不乏他的朋友。當然，他的企業經營良好。站在企業的角度，他認為，“有些事情銀行要跟企業協商解決，不能把企業的貸款馬上停掉，那樣誰也受不了。本來錢還掉以后，你再貸給它，它的運轉就正常了，不貸，那肯定只有死掉。”

    他認為，從溫州目前的企業經營狀況來看，只要給它貸款，不抽資、不壓貸，沒有幾個會死掉的。

    此次倒掉的企業大多因為多元投資導致的資金鏈斷裂，例如房地產投資、擔保公司的投資，甚至完全不做主業或者很少做主業，“如果專門做主業，一般不會斷裂”。

    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回國后亦表示，“銀根緊縮下，銀行和民間借貸每天在抽資金，信心就沒有了。跟我互保的企業當時也覺得壓力越來越大……心里都有恐懼。”

    在與溫家寶總理的座談會上，瑞新集團董事長阮春道向總理反映，他們碰到的困難，是為信泰集團擔保5600萬。信泰的老板胡福林跑路，他們要償還5600萬的貸款。如果互保的企業有類似的事件再發生，企業是很難扛住的。

    虞龍說，最可怕的正是企業之間的互保，即A企業為B企業擔保，B企業為C企業擔保，如果A企業出問題逃掉，B企業就要負責任，極易引發關聯企業的資金鏈斷裂，一個企業倒掉，一片連著也倒下。

    根據溫州的官方數據顯示，近六成溫州企業存在為其他企業進行擔保融資的情況。一旦信貸危機失控，互保的企業之間將產生連鎖反應，連片倒下，這意味著大量的銀行壞賬以及大面積的失業。

    因此，在溫州市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應急措施中，第一條就是對中小企業加大信貸資金保障的力度，還專門成立工作組分別進入溫州市25家市級銀行業機構，督促銀行機構不抽資、不壓貸。

    政府的出手很快緩解了惡化的趨勢。關于政府是否應該出手救溫州中小企業，仍有爭論，但如今看來，在政府的支持下溫州的危機或能暫時度過。

    “現在銀行至少不會落井下石了，原來真的是落井下石。但雪中送炭很難，銀行不可能不考慮自己的風險。”虞龍說，溫州企業本身對市場的適應能力就很強的，這一點不用擔心。

    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可能嗎？

    在溫州樂清市從事電器行業的老板趙慶峰看來，政府部門的前期重視仍然不夠，“如果早一點介入，有些企業的資金鏈也許就不會斷裂。”

    今年6月，在企業主跑路的消息不時傳出時，本刊曾赴溫州進行了深入的采訪調查。彼時，溫州官方確實對民間的借貸風險以及接連出現的企業倒閉事件的生存困局未予足夠重視。但事實上，從本刊采訪獲悉的信息看，當地的高利貸融資已經近乎瘋狂(詳見本刊今年第27期封面文章《瘋狂的高利貸》)。

    本刊相關報道出來的第二天，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對該文內容作了批示，責令銀監會派調查組赴浙江深入了解情況，提出意見報告。

    不久之后，因信貸危機引發的跑路、跳樓事件就開始愈演愈烈。

    溫州當地的一位企業主頗有些哀怨地說，當你看到這些擔保公司和銀行的人在瘋狂地賺錢，就可以想見中小企業有多么難！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認為，是利率雙軌制的存在和商業銀行本身對部分信貸資金流向上存在監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貸資金沒有直接進入經濟實體，而是通過中介機構流入了民間借貸市場。他呼吁，要加快利率的市場化改革。“現在雙軌制的利率已經形成級差，民間的利率很高，銀行的利率很低，差額太大了，肯定會存在這樣的問題。”

    張震宇建議，民間借貸很活躍、中小企業比較多、有市場化基礎的溫州，適合作為利率改革的試點。今年6月，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們已經將相關方案遞交給了中國人民銀行浙江省分行，但浙江省分行尚未將其上報總行。

    根據官方的公開報道，此次危機發生之后，浙江省政府正抓緊會同浙江銀監局、人民銀行在浙機構，研究完善溫州市政府遞交的《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近期上報國家有關部門。

    這是溫州繼2002年成為中國惟一的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后，重提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據悉，方案涉及11家股份制村鎮銀行，擴大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將溫州市的小額貸款公司增加到100家，以吸納民間資金，出臺《放貸人管理條例》以及成立金融資產場外交易市場等，著力將溫州打造成全國“民間資本集散中心”。

    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認為，溫州金融和企業存在“兩多兩難”的特點：民資多(達1100億元)、投資難；中小企業多(達14萬家)、融資難。因此，溫州要推進地方金融體制改革與創新。

    他提出，要建立三個體系：為大批中小民企服務的金融機構體系；為民間資金和中小企業搭建資金交易的市場體系；為防范風險而建立地方金融監管體系，這是從根本上防范債務危機的主要出路。

    據悉，在溫家寶總理考察溫州期間，當地政府還專門向其提及了金融改革的方案。溫州人因此對成為國家的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抱有很大期待。

    當然，從此次爆發的溫州民間信貸危機看，金融體制問題僅是一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產業空心化以及產業的轉型升級所帶來的優勝劣汰問題。

    “轉型升級存在很大的難度。到底往哪個方向轉，這是一個問題。還有技術問題、資金問題等等都制約著轉型升級。”企業主趙慶峰認為，轉型升級到底應該怎么轉，政府應該成立一個專門辦公室來引導，現在缺乏這么一個組織。在他看來，政府還應該在這方面下大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