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市場經濟的圣地，浙江正遭遇瓶頸，變成重化工業時代的化外之地；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鄂爾多斯民間資金正在成為盲流資金——進入房地產行業，推高了房地產價格；進入煤炭領域，推高了煤炭價格，如此姥姥不疼舅舅不愛，溫州資金幾近人人喊打。

    一方面是民間資金無處可去，另一方面是民間實體經濟難以融到資金，以高利貸掉頭寸者比比皆是，為高利貸的盛行提供了豐沃的土壤。筆者與民間市場人士溝通后了解，一些企業已成空殼，不過是借殼貸款的工具，而一些金融機構也察覺到了這一風險，暫停了向特定企業的貸款。

    1月30日，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蔡奇在微博上表示，民營經濟占有浙江省GDP、投資、出口的60%，卻大部分處于產業鏈低端。浙江省在節后立即召開民營經濟萬人動員大會，提出堅守實體，加快轉型，推動民營經濟大發展大提升。舉措有：實行非禁即入政策，加快構建公共創新平臺，推進溫州金融改革試點，培養創二代企業家，實施浙商回歸工程等。蔡奇隨后在微博表態，要加強對民間借貸的引導，但高利貸肯定不行。更重要在于為實體經濟提供寬松環境，使其有錢可賺，而不是讓資本去炒房炒錢。

    加強對民間金融的引導沒有錯，關鍵是建立規則讓民間資金有的放矢，其中關鍵是，讓優質的實體企業有贏利空間，放手讓民間金融進入村鎮銀行、信托等規范化的發展領域，逐漸進行市場化配置。資金如水，逐利而行，只要在實體領域能夠獲得足夠的利潤，不用掛上胡蘿卜，民間資金也會進入實體領域。

    浙江民間金融發展之所以三十年無進展，此前主要是因為保護大型金融機構的壟斷收益，此后則是保護壟斷收益、實體經濟遭遇瓶頸并行。

    同時，要維護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風險，必須依照法律嚴厲打擊潛伏在高利貸背后的地方豪強、黑勢力團伙。

    吳英案警示，如果再不厲行市場化的金融改革舉措，不嚴厲打擊地方豪強勢力對高利貸的掌控，即便放開民間金融、扶持民間實體經濟，草根市場也將九死一生。因為普通的投資者、企業主不得不繳納形形色色的保護費，潛規則最終將徹底地改變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使之進入惡性生態循環。

    溫家寶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全面推動金融改革、開放和發展，顯著增強我國金融業綜合實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顯著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著力完善金融宏觀調控和監管體制，形成種類齊全、結構合理、服務高效、安全穩健的現代金融體系，開創金融改革發展新局面”。

    金融為實體發展服務是本質任務。歷經數次教訓，浙江省政府也在這么做。

    1995年金鑫城信社事件后，地方政府被迫善后，意識到政府對地方金融安全幾乎負有完全責任，必須“兜底”。當1999年全面清理整頓農村合作基金會時，地方政府再無異議，積極組織實施，甚至動用警力。2011年地方政府再次介入，以防風險擴大，并且此次明確提出民間金融的規范化、市場化，以求從根本上鏟除高利率、黑社會土壤。

    在此關鍵時刻，有關部門卻在輿論洶洶、真相不明、透明度不夠的情況下判吳英死刑，而對于背后勢力一再遮掩，這哪里是判吳英死刑，分明是把歷經三十年才得到的浙江民營經濟往西西里模式的深淵里推。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