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6歲進入北京師范大學攻讀理論物理學，17歲撰寫有關相對論的論文獲得麻省理工大學理論物理研究中心教授高度評價，18歲主動申請退學。

    1990年至1994年之間，做普通職員，涉及領域包括國際間貿易、旅游、電腦展銷等。22歲成為一名青年企業家，同時也獲得了人生中的第一個一百萬。

    1995年底1996年初，聯合其兄張向東，創立北京創聯通信網絡有限公司，即后來的創聯萬網國際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萬網）的前身，擔任董事長兼CEO。

    2000年11月，與付光勇、TimothyWendt等創建“VeryE.com”。現任天下互聯董事長兼CEO

    有業內人士這樣評價張向寧：表面謙和，骨子里甚狂傲。

    記者在2003年以來的頻繁接觸中，對張向寧卻有“感性與理性完美結合”的感覺和印象。本來應該成為理論物理學家、研究相對論的他做起了企業家，而且是在充滿激情、創意不斷的新經濟領域；本來應該更多地與理性、冷靜、嚴謹這些抽象思維相隨的他，卻逐漸融合進了更多的感性、激情、創意這些形象的東西。

    “我是一個有很強理性的人，也是一個很感性的人”，這也是他對自己的評價。

    張給人最深的印象是：預見性、創業精神，以及要引領新經濟的氣魄。

    “我有很強的預見性”

    “我一直有很強的預見性，從青少年時代就開始了。我喜歡的理論物理、天文學方面的知識都很強調前瞻性、邏輯性。”

    “互聯網對人類社會的關鍵作用，那個時候我就體會到了，而且是非常獨立地體會到了。我意識到，這個產業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產業；而且，憑我們的才智，沒有做不出來的東西”。

    1995年，張向寧22歲，做進出口、國際招標業務已經很成功，是少有的小百萬富翁。但正是在這期間，他發現了互聯網，并被深深地吸引。很快，他開始進入互聯網領域，籌建創聯公司（萬網前身）。張向寧的預見性首次在新經濟領域彰顯。

    1995、1996年時，還沒有門戶概念，很多公司都在照搬美國AOL的商業模式，做互聯網的接入服務ISP。萬網是否也要做ISP？研究發現，在中國照搬AOL模式是行不通的。而結果表明，到1998年，幾乎所有做ISP的公司，除中國電信外，基本上倒的倒，分拆的分拆，經營不下去。

    那么，不做ISP又做什么？張向寧的預見性再次表現在對萬網的定位上——做企業服務，做服務器端的服務。如今，萬網每年有上億的銷售額，是互聯網大浪淘沙后，幸存的幾家成功企業之一。在1999年到2000年之間，B2C、B2B、IDC等都紅極一時，萬網也被游說或認真討論過進入這些領域，但冷靜的張向寧進行分析后，認為這些業務都難以獲得長遠的發展。后來，他的判斷得到了準確的驗證。曾經與萬網尋求合作的美商網被清算，而中國整個IDC行業急劇畏縮，幾乎所有的民營、外資IDC企業瀕臨絕境。

    萬網的成功，和幾次繞過危險的陷阱，令張向寧又一次得意于他的預見性。

    2000年底，他的預見性又一次令VeryE誕生。這是一個以競爭情報服務為核心的互聯網創新公司。張向寧分析，第一代互聯網以信息為核心，第二代以“知識”為核心，而第三代將以“情報”為核心，信息開始具備目標和針對性。2004年2月，VeryE獲得日本VC的巨額支持，其贏利模式再次獲得認可。

    而今，張向寧又一次大膽預見，中國將進入“知識產權經濟”時代。未來，凡是沒有知識產權包括專利、商標的企業，不進行技術創新的企業，將不會再獲得（超額）利潤，甚至無法長久生存。

    “我喜歡創業的味道”

    VeryE融資成功后，張向寧將辦公地點轉移到繁華的中關村地段——知春大廈。在開放的會議間，陳列著AOL、YAHOO、AMAZON、EBAY等創始人的半身照片。

    在辦公室的進口處掛著一張大地圖，是2000年硅谷創業企業的“清明上河圖”，上面標注著2000年硅谷地區知名的創新企業的名字——有成百上千家。

    “每個員工，在進入辦公間時，都能仰頭看到這張地圖，它時刻提醒我們，要像硅谷企業那樣富有創新、創業精神”，天下互聯一位員工解釋這樣的布置。

    這就是張向寧的方式。

    雖然張向寧在新經濟領域的二次創業依然選擇了創辦一家新公司，但他認為創業在于創新精神而不是創立公司。他認為，特別是對于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進入一家創業型的小公司，一樣叫創業，關鍵是要有創業精神，而這恰恰是時下最欠缺的。

    張向寧認為，如果是走投無路進行的創業，在西方看來，通常不具備真正的創業精神。真正的創業精神是要不斷創新，不滿足于以前的成績，總覺得有更偉大的事情要做，而且你愿意承擔風險。

    因為創業其實就是一種投資。也許你并沒有拿出太多的錢，但是你卻承擔了所有的風險、所有的機會成本，包括財富、時間，甚至生命；而同時這個投資的失敗機會也很大。如此，仍然有這樣一種創業精神是難能可貴的。恰恰是這樣的創業精神，在中國現在是特別值得鼓勵和提倡的。

    “我喜歡創業的味道，關鍵在于，創業的過程及結果讓我異常興奮。”張向寧也是這么實踐的。1991年主動退學，應該說就是一種創業精神的體現；1995、1996年創立萬網，2000年創建VeryE，都是創業精神的反映。

    “一個人，對自己現在的成功不滿意，他就要進行跳躍，一定要讓自己能夠獲得滿足，不斷地超越挑戰自己的極限。”這就是張創新精神的原始動力。

    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又一個新興產業出現，而且比互聯網更具吸引力，張向寧是否會像放棄萬網一樣，放棄天下互聯再次創建一個新企業呢？

    “我喜歡創業的味道”，這句話值得品味。

    “擁有情報權和話語權，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商業社會，擁有公平競爭的權利”

    記者：無論是當初的VeryE，還是重組后的天下互聯，你們的產品系列似乎都是圍繞情報展開的？

    張向寧：我們認為，互聯網已經發展到以競爭情報為核心的第三代互聯網階段。

    第一代互聯網是以“信息”為中心，從無到有，解決了信息的可獲得性和可交換性。這時的代表性應用包括建立網站、使用E-mail、即時通信軟件、信息存儲等。

    第二代互聯網以“知識”為中心，信息開始有序化，無序的信息通過檢索、羅列、分類、排名、聚合等工具被提升為價值較高的知識。這時的應用包括搜索引擎、目錄服務、虛擬社區等。

    第三代互聯網則以“情報”為中心，信息開始具備目標和針對性，并強調信息的時效性和效用性，通過信息的高效整合和主動提供，直接指導人的行為和決策。

    目前公司即天下互聯中國網絡情報中心（原365Agent）的一個主要產品就是提供以“情報”為核心的服務。

    記者：感覺你們的產品與搜索引擎貼近，它們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張向寧：我們一直強調中國網絡情報中心提供的服務不是搜索。通常講，信息有兩大方面，一是信息本身，另一個是信息使用者——人。目前搜索引擎只處理信息空間，并不處理人的空間，所以我們提供的服務超出了目前搜索所能提供服務的范疇。

    記者：技術含量如何呢？近期還會推出新品嗎？

    張向寧：針對信息空間的搜索引擎的技術含量是蠻高的，因而并非很多公司都能做搜索引擎。而針對人的行為方面，就更加困難。我們并不想說自己的技術比搜索引擎更高級、更復雜，至少，其技術含量是與目前搜索引擎的技術含量一樣高，而且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領域。搜索引擎研究的是信息空間，我們研究的則是人的行為空間。

    近期內，將為大中企業推出企業情報門戶系統，即CIPS（Corporate Intelligence PortalSystem），是要為企業建立個性化情報需求的“企業的情報門戶”。它是區別于大眾門戶網站及行業門戶網站的智能互聯網門戶網站。企業情報門戶系統，從企業的競爭情報、知識管理，上升到企業的Portal地位，是對CIS、KM、Portal的有效整合。

    企業只有建立個性化的情報門戶系統，才能在經濟一體化的世界里，擁有情報權和話語權，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商業社會，擁有公平競爭的權利。

    “投資商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忙！從這個角度講，如果一個投資商愿意在你身上花時間，就已經說明他對你感興趣了”

    記者：2004年2月，你率領的VeryE公司經歷一年多的談判，終于獲得日本三井住友保險公司的上千萬美元的巨額投資。據說，此番融資非常艱辛，能介紹一下融資的過程嗎？

    張向寧：融資的整個過程確實很痛苦。雙方接觸了將近一年多的時間，經過多次相互的談判。雖然痛苦，但我們完全理解而且竭力配合。

    因為我曾有過兩次融資的經驗，對投資商非常了解。投資商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忙！從這個角度講，如果一個投資商愿意在你身上花時間，就已經說明他對你感興趣了。

    此次融資談判經歷了約一年左右的時間，投資方對VeryE的經營、技術、人才、商業計劃、未來潛力等各個方面進行了細致的調查和認定，最后決定給予投資。

    這筆資金的獲得，一方面說明VeryE的商業模式，受到了投資方的肯定；同時，公司的業績、管理團隊也都獲得了認可。

    記者：為何最終選擇了日本VC？

    張向寧：我們的融資原則是，VC只要是國際化的、職業的，都是我們歡迎的對象。至于為何最終選擇了日本VC，那是因為雙方談得比較默契、投機。

    其實，對于融資,在2000年底VeryE成立之初就開始了。從那時起，我接觸了很多VC，但漸漸發現,VC們在經歷過2000年互聯網泡沫以后,個個都變得小心翼翼，支持階段也紛紛向后移,投資更多后期的項目,早期的項目雖然也有，但非常少。而我們作為一個相對早期的項目，自然無法獲得他們的青睞，關鍵是他們怕風險。其實這些VC對中國互聯網行業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在跟著資本市場轉。而美國VC則是比較典型的代表。

    近幾年，美國VC受到很大打擊，總體表現不是很活躍，相比而言，日本VC更活躍，包括軟銀、軟庫、集富等。

    記者：通常，能夠獲得VC的支持，管理團隊起著決定性作用。聽說VeryE團隊中還有一位美國人？

    張向寧：VeryE公司的三位創始人中，除了我，還有付光勇和美國人TimothyWendt。

    我于1995年22歲時與兄張向東合作創立中國萬網，并曾長期擔任CEO。該公司自創辦以來，保持了快速發展和優秀業績，是上一輪互聯網大潮洗刷后剩下的為數不多的成功者之一。

    而付光勇于1997年加入中軟公司，并開發了中國第一個基于互聯網的圍棋博弈系統，后致力于全文檢索、數據挖掘、人工智能和代理技術等方面的研究。TimothyWendt則曾長期供職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遠程信息研究所（CITI），具有20多年IT和電信業豐富經驗，是互聯網和IT方面的資深專家和高級經理人。

    “真正的創業精神就是要不斷創新，不滿足于以前的成績，你覺得有更偉大的事情要做，而且你愿意承擔風險”

    記者：你第一次在新經濟領域的創業是中國萬網，有什么經驗可總結嗎？

    張向寧：我22歲即1995年底，與哥哥張向東籌建創聯公司，即后來萬網的前身，成為中國最大的域名注冊和網站平臺服務提供商。

    在這之后，我提出了“中國萬網計劃”，為中國數萬家企業提供互聯網網站服務，“中國萬網”也由此得名。

    2000年1月，由我發出倡議，聯合新浪、搜狐等37家機構共同組建了“中國企業上網服務聯盟”，并宣布將2000年確立為中國的“企業上網年”。

    我一直擔任該公司董事長兼CEO職務，帶領公司從十幾個人的小公司發展成擁有數百名高級職員、資產規模上千萬美元的產業骨干公司。

    在這期間，我帶領中國萬網完成了兩輪融資，主要投資人包括國際數據集團（IDG）和美國NewbridgeCapital等。

    記者：既然萬網做得很好，為何還要二次創業？

    張向寧：這樣的疑問并非你一人有。

    其實，原因很簡單。我看好互聯網行業未來的發展前景，并認為這中間有更重要的事等我去完成，并且我有機會、也有能力去完成。

    當然，我也意識到可能會失敗。但反過來，面對這樣好的機會，如果我不去爭取，對我則是無法接受的遺憾。

    記者：如何理解真正的創業精神？

    張向寧：相對來說，有些創業是被迫的，或逼上梁山，或以前的公司發生問題，再去創業，雖然也同屬于創業的范圍，但，某種意義上，他們體現的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業精神。真正的創業精神就是要不斷創新，不滿足于以前的成績，你覺得有更偉大的事情要做，而且你愿意承擔風險。

    創業其實是一種投資。也許你并沒有拿出太多的錢，但你卻承擔了所有的風險、所有的機會成本，包括財富、時間，甚至生命。而往往這個投資的失敗機會又是很大的，所以，這樣一種創業精神是難能可貴的。恰恰是這種創業精神，在中國現在是特別值得鼓勵的。

    我喜歡創業的味道，關鍵在于，創業的過程和結果讓我異常興奮，過程也許很艱辛，但卻是我夢寐以求的。

    記者：提倡創業精神就一定要自己創業嗎？

    張向寧：不一定。創業有多種形式，一是自己當老板，自己投資；另外可以合伙，從西方的經驗來看，合伙企業能帶來更多的資源；第三種創業，就是加入一家快速成長的小公司，你在那里會獲得工資以外的其他權益，比如期權甚至股份。

    對年輕人來講，創業精神是特別需要的；但有創業精神，并不見得非要自己創業，特別是現在的新經濟領域的公司，競爭日趨激烈，任何一個創業型的公司都需要有創業精神，而事實上，很多人沒有。

    記者：如果自己創業，應注意哪些方面？

    張向寧：如果自己要創業，必須首先意識到，這是一件需要投入巨大感情和精力的事情，而且極有可能失敗，要做好準備，這是健康的創業心態。

    其次，要有恒心、要堅持，不能輕言放棄，因為很多事情都是一種積累，不能在沒達到成熟時就輕易放棄。

    我的每一次創業都非常不容易，經歷了非常多的挫折，而且很多時候成功和失敗之間就差一點點，如果不堅持就已經失敗了，如果堅持也許就成功了。

    至于具體的創業方向，關鍵是你要敏感地體會到社會整體的新機會在什么地方，要順著社會的發展方向，在中間起到關鍵或輔助作用，這樣，就會像順水行舟一樣，就會借著社會的勢，很快地發展起來。

    而且一定要認識到，時勢造英雄。任何一個時代，新的事物的出現都會制造相應的英雄或骨干。

    你看現在起來的這些公司，他們恰恰適應了當時的社會發展的形勢。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年輕的創業者，還是傳統產業的公司，都應該積極地尋求社會新的增長點。

    記者：如何看待創業者與職業經理人的差別？

    張向寧：創業者的素質是最優秀的，對社會是非常奇缺的資源，創業者能把一個公司從無到有地確立起來，在這方面有特殊的能力，不可替代；而職業經理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不是唯一的。

    很多的創業者最后成為了職業經理人（CEO）。他們認為，目前的事業已經是其顛峰了，即使再創業，也不會比現在更輝煌，于是他就一直做CEO，他們中間有很多人也是最成功的職業經理人。

    當然，是否所有的創業者都具備職業經理人的素質呢？也不一定。由于創業者沒有經營過大公司的經驗，而一個成長性企業又不能等待，等創業者成熟，所以，這時往往要找一個職業經理人。

    記者：天下互聯設立了一個2000萬元的專項資助基金，創業者關心的是，什么樣的公司會受到青睞？

    張向寧：現在風險投資界，有一種說法是不投早期，早期的項目風險很大。

    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設立了一個2000萬元的資助基金，試圖幫助創業者度過最困難的時期。

    一是有很好的商業模式：但仍處于未成熟階段，沒有很強的現金流；二是有較大的用戶群，但還沒有能夠形成很好的贏利模式；三是與天下互聯產品線有很好的契合點，這樣的項目我們會優先考慮。

    “中國要在新經濟領域中處于優勢地位，技術創新是一條必然之路，這點，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晰”

    記者：新經濟時代最大的特點就是創新，包括模式創新和技術創新，特別是技術創新。你將二次創業的公司定義為一家創新型公司，但很多人包括國外VC總是這樣說，中國沒有創新的技術，對此，你怎么看？

    張向寧：2000年二次創業時，“是否要創新”確實成了一個最嚴峻的問題。當時，外部大環境很不好。幾乎所有的外資投資商都鐵定認為，在中國無法產生創新技術，或說，新經濟出現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他們說，這么多年來，沒見過中國哪家公司有創新的技術，中國能夠跟隨全球的技術形勢已經很不錯了；況且，中國在很多產業方面，與全球相比還很落后，有很大的距離。這種情況下，中國搞什么創新技術呢？

    另一方面，公司內部也有所動搖，“這時候強調創新是否有前途？”特別是一些骨干的離開，使大家對創新的發展方向產生了疑問。于是，公司面臨兩種選擇，創新之路到底還要不要繼續走？這是一條前途未知的路，而且是條非常坎坷的路；要不要轉向其他的方向。

    實際上，很多同期的公司被迫轉型了，由一家技術創新型的公司，轉型為替別人做開發、代理或是OEM。而我們沒改初衷，就在這樣的艱難背景下堅持下來。因為，我們有信心，要做新經濟領域第一家創新型企業。

    中國要在新經濟領域中處于優勢地位，技術創新是一條必然之路，這點，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晰。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要對自己進行重新的角色定位，不但要創新，還要引領新經濟。

    記者：最近大家一直對聯想貿工技模式進行反思，更有報道稱，中國科技創新乏力、中關村沒有高科技公司等。對此，你怎么看？

    張向寧：中關村企業，給人的印象多半是倒買倒賣，好不容易出現了一個創新型公司，做到一定水平時，內部就開始打架分裂。比如，公司的技術骨干，或中層的技術人員，由于他掌握了公司的一些技術核心，重新另立門戶，又發展出一家小公司。中關村企業不停地重復著這一過程：稍微大一點的公司——分裂——成長——再分裂，呈現出諸侯紛爭的狀態，如此循環往復。直到現在，仍沒有出現若干家特別大的公司。

    與中關村對比，硅谷最大的特色是，不停地有小公司發展成大公司，而且越做越大。

    究竟原因何在？關鍵是投資與投機回報不合理。

    一個公司投資200萬，雇傭5人，用兩年時間，開發出一個軟件。但突然間出現了另一家新公司，CEO找到前面那家公司5個軟件人員之一，跟他說，我給你出20萬，把你的技術給我。于是很快成交。

    結果，投機者只用十分之一的成本，就得到了相近的技術成果。

    反過來，投機者的機會也并不多，投機只能維持一段時間的生存，要想繼續發展仍要進行投資。這樣，投機者慢慢又變成了投資者，又被新來的投機者騙。如此，惡性循環。

    這樣以投機為特征的產業環境，是不可能產生任何高科技公司的。

    而西方在這方面很成熟，已經建立起一整套的行為原則。比如法律體系，公司的商業機密等被盜用或被濫用行為出現時，給投資者相應的保護。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快建立這樣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記者：新經濟時代，利潤將主要來自哪里？

    張向寧：中國的GDP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但中國的企業到底有沒有利潤？有多少？如果沒有利潤（或很少），那就意味著，雖然GDP增長，對全球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但中國人卻沒有變得越來越富。只是，經濟規模越來越大，在國際社會中，越來越重要。但有時，經濟規模越大，所賠的越多，虧損也越多。

    超額利潤將來自三個方面：壟斷性、政策性、知識產權帶來的利潤。

    價值越來越來自科技的進步，如果被授予了知識產權、商標、專利等，則意味著變成了稀缺資源，相當于提供了獲得超額利潤的許可證。

    但目前，中國很多的大公司，都不具有自己的知識產權積累，結果是，要么OEM、要么貼牌。雖然他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甚至是產業的巨頭，但這些公司在賺取了渠道、銷售這樣一些利潤以外，他們缺乏獲得長期超額利潤的核心競爭力。表現在，他們是否有創新，包括創新的模式和創新的技術，而且能把這些模式和技術變成其自身的知識產權。

    比如某IT公司，一直在談貿工技路線。確實首先解決了生存問題，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是，是否能長久地生存并且生存得很好、很輝煌呢？其實，并非如此。

    如果企業還都是這樣的狀況，那么，未來二十至三十年，中國將出現危機。

    對中國企業家來說，創新是一種歷史責任和歷史的必然，總會有中國的公司開始以技術創新為龍頭、為核心價值，如果說以前還沒有的話，那么就讓我們來做第一家。

    “知識產權經濟”來了

    移動通信業到底值多少錢？每分鐘通話到底應該收多少費用？一部手機的“合理”費用到底應該是多少？

    沒有人能夠為一種新行業、新產品、新服務真正確定價值，但是，這些價值都來源于一個最重要的共同來源，那就是以專利、商標、版權等為代表的“知識產權”。實際上，市場的競爭會使所有產品和服務的價格趨近成本，而使廠商的利潤趨向為零，而只有三種例外的情況：1、由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使這種資源成為稀缺資源或者壟斷；2、產業特點造成的自然性壟斷，或者歷史造成難以扭轉的壟斷；3、政策性的壁壘。

    只有保持創新能力才能創造真正的價值。如果現在我擁有一個能使你立即和夢中情人約會的月光寶盒，你說我到底應該換你多少個土豆呢？

    中國有豐富的廉價勞動力，和由此帶來的區域比較優勢，以及要求緩解就業壓力的目的和原因。但是，如果中國人不學會怎么去創造一個又一個新的無可比擬的月光寶盒的話，只怕只能是生產出越來越多的土豆，并因此獲得一個“衡量用多少個土豆去換別人新功能的月光寶盒才合算”的名分和機會了。

    如果說我們勞動力成本低會成為我們一直的優勢，那不和我們富民強國的國策自相矛盾嗎？如果我們國家強大了，人民富有了，那我們不就變得沒有優勢了？且不論我們如何實現這個富民強國的愿望，一旦實現了，我們不就麻煩大了，因為我們喪失了國際比較優勢了！

    我們擁有如此豐厚的本土市場，如此活躍的消費群體，正是我們應該埋下心來，聚集能量，去制造我們自己的價值機器的氣候。每每聽到業內人士喊“技術可以往后放”（往往是嘗過了什么是生存，而還沒有嘗過什么是輝煌的企業家），投資人評價“中國會有什么技術”時，有良知的中國人應該認為這是一種恥辱。

    中國在這方面意識上的落后，造就了一代碌碌無為的企業家和現在的產業形勢。但這也許就是新一代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們真正崛起的內因和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