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銀座城市信用社為核心，臺州組建了全市第一家城市商業銀行——臺州市商業銀行，其中政府股權只占5%，這在全國是第一例。2006年，泰隆城市信用社升格為浙江泰隆商業銀行，浙江銀泰城市信用社整體改建為浙江民泰商業銀行，臺州成為全國唯一一個擁有三家地方商業銀行的地級市。根植于臺州肥沃的民間金融土壤的這一獨特現象，對于正在走向全國開放的國內銀行業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樣本。

    以銀座城市信用社為例，創建于1988年6月6日，建社之初只有6名員工、30平方米的營業場所和10萬元資本金。從銀座城市信用社到臺州市商業銀行，董事長陳小軍和他領航的這家民營銀行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

    25歲那年，我借了10萬元辦金融服務社

    我是臺州路橋人，父親在農村信用社工作了一輩子。1980年，我17歲，接了父親的班。當時在路橋共和公社農村信用社上班。那個時候，我感到最大的苦惱是貸出去的幾十元的農業款收不回來。我初步形成了對金融的判斷：信貸風險要控制在貸款時，形成后就很難收回，同時信貸需要有自主權，要責任明確。

    穩定的生活在8年后出了軌——起因是一張報紙和一次街頭偶遇。

    1988年，中國大地改革開放大潮涌動，“無戶不商，無街不市”的路橋乘著改革的春風，容光煥發，生機勃勃。80年代中期，路橋已有數十個專業商品市場，市場攤位達3600多個，商品成交額近3億元。民營經濟活躍，商業往來頻繁，民間資金交易活躍。

    當時，國有專業銀行并沒有突破全國各地類似的專業銀行經營機制呆板、服務效率低的弊端。對于個體、民營企業額小面廣的融資需求，國有專業銀行甚覺繁瑣，不能滿足民營企業迅猛發展的資金需求。

    1988年初，一張報紙報道了溫州農民成立信用社的消息，讀完之后，我突然冒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溫州可以做，我們臺州也可以做。但是，四處詢問之后，答復讓人沮喪：溫州是國家特批的，路橋不行。

    好在我的沮喪并沒有持續太久，轉機來自街頭的一次偶然碰面。

    1988年初的一天，黃巖縣人行副行長蔡明亮跟我在街上遇見，說上面出了政策，允許在路橋開辦城市信用社了，人行的人已經跑了一個多月，沒有人敢嘗試，蔡副行長問我愿不愿意辦一個。

    我只問了兩個問題：“如果辦起來了，信用社誰說了算？”“萬一出現頭寸緊張，政府管不管？”

    蔡的回答是：“當然是你們說了算。如果是合法批準，人行會支持。”

    當晚我就作出了決定。那時，我唯一感到為難的是，蔡副行長堅持要我必須辭職。

    說服家里人花了一些時間，最終，我的決定得到了妻子和父母的同意。

    父母和親戚借了5萬元給我，另外由10個個體戶湊了5萬，10萬資本金的問題順利解決了。

    為了快一些成立，我選擇了金融服務社的形式——城市信用社需要浙江省人行批準，而金融服務社臺州地區人行就可以批。“銀座”的名字則寄托了我對未來的期望，我知道銀座是東京的金融中心，要做就朝著好的方向做。

    1988年6月6日，銀座金融服務社在路橋的一間臨街小屋掛牌，6個工作人員，簡陋的尺字形柜臺，多少有些過去錢莊的格局。在當地人心里，我所辦的跟“私人錢莊”沒有什么區別，幾乎沒有人看好，有人甚至擔心“怎么會有好下場？”

    掛牌前幾天，椒江一家地下錢莊倒閉，欠款180萬元，存款人的哭天搶地讓我感到了壓力。說真的，當時政府對我也沒有抱很高期望，連大力支持我辦信用社的黃巖縣人行也感到有些不安。

    不過，運氣還好，開業當天，銀座金融服務社就有5萬存款，我們高興得不得了，算著如果每天這樣，一年下來該是多大的數字。

    短短20分鐘，我抓住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創業的確很艱辛，最初的一年，我幾乎堅持不下來了。

    10萬元的資本，如何開始？有30年銀行經驗的蔡明亮適時給我送來8字——“額少、期短、面廣、高效”。貸款就這樣從500元、1000元、2000元一筆筆地開始。

    那段日子，我既當老總，又當業務員，白天跑客戶，晚上寫制度，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一年里幾乎沒有吃過一頓好飯，睡過一個好覺，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

    辭職使我沒有了退路，只能往前走。直到年底，銀座存款有170多萬元，利潤有1萬多元，信心才開始有了。

    朋友對我這個人的評價是“謹慎，但不拘泥”。謹慎的性格，加之僅有10萬元資本金，決定了我放貸時首先考慮的不是利差，是本金的安全。

    當時國家允許信用社利率上浮100%，銀座上浮了80%，我采用了“存貸掛鉤、利率浮動”的辦法，將客戶按存貸比例分級，比例越高，貸款利率越低。

    同時，我社實行了信貸人員收入與業績掛鉤的方法，如果出現逾期貸款，處罰很嚴厲。

    兩個獨有的制度有效地贏得了客戶，在保證信貸資產零風險的前提下，銀座的業務高速增長。1993年，它的存款規模過1億元，超過當地國有銀行居首位，1994年，這一數字達到4.2億元。

    1995年開始，我專注于內部制度重建，到1997年，決策體系、實施體系、監督體系分離，客戶經理制、績效考核制等現代銀行制度基本成型，到1995年我們才開始成為真正的銀行，這之前，我們就是“大錢莊”。

    此時外部環境卻發生著顯著變化，1995年國家開始清理整頓城市信用社，到1997年，許多信用社被撤銷、合并，隨時有可能調整到我們，我們的危機感很強。當時我面臨兩個選擇：撈一把走人，或是繼續走下去。

    與當初一樣，我選擇了走下去——不忍讓一個好好的銀行毀在自己手里，不能做違背職業道德的事情。

    轉折點出現在2000年。那一年上半年，上海人行一位官員在溫州開會，我趕去，請他考慮由銀座全部承擔其他信用社的不良資產，并提出政府不相對控股的城市商業銀行組建方案。對方沒有完全回絕，我感到了一線希望。

    下半年，上海人行領導到臺州，準備決定城市信用社的改制方案。我記得那天中午，市長在會見人行領導前給我半個小時的時間，問我能不能接下其他幾家城市信用社的不良資產。當時我預計不良資產頂多一個多億，而銀座的年利潤已經有5000萬，最多兩年時間就能把不良資產消化掉。我毫不猶豫地保證，我能接下來。談話實際只有20分鐘，在這個20分鐘里，我抓住了機會，并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2002年3月，臺州市商業銀行成立，注冊資本3億元，政府股權僅為5%，這在全國是第一家。銀座的機構、人員全部保留，其他七家城市信用社重組。我是個人股東之一，出任董事長兼行長。

    從銀座金融服務社，到路橋城市信用社，到銀座城市信用社，再到臺州市商業銀行，銀座的歷史就是小錢莊——大錢莊——制度意義上的銀行——法律意義上的銀行，銀座終于完成了從錢莊到銀行的跨越。

    創新服務中小企業

    臺州是浙江省較早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地區，以家庭工業和小商業為代表的小企業遍布城鄉各地。選擇中小企業作為目標客戶，中小企業的伙伴銀行成了我們的經營理念。

    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個普遍難題，而信息不對稱是難題的核心。作為地方性的小銀行，臺州市商業銀行雖然資金不多、實力不強，無力為大企業提供融資，但對小企業的信息處理要比大銀行付出的機會成本遠遠要低，并且小企業“額小、期短、量大、面廣”的貸款特征，恰恰與小銀行的風險承擔能力相匹配，符合“雞蛋不能裝在同一個籃子”的風險分散原則。

    在這樣的原則下，我行進行了大膽的制度嘗試。“存貸掛鉤，利率浮動”是當年農村信用社曾采用過的辦法，主要目的在于吸收存款，后來流產了。但我們卻賦予了它全新的內涵——除了增加存款，更重要的是建立客戶的現金流量數據。因為現金流量是長期的，作假偽造很難，是經營狀況的真實反映。

    再如，從2005年開始，臺州市商業銀行與國家開發銀行簽訂了《微小企業貸款項目合作協議》，由國家開發銀行提供3億元配套資金，引進德國國際項目咨詢公司的微小貸款技術，探索具有商業價值的可持續的小額信貸模式。“小本貸款”目前已經讓臺州1.5萬戶處于創業階段的社會群體受益。在所發放貸款的客戶中，失土農民占了94%，無業城鎮居民占6%，異地創業流動人口占4%。

    目前，我行的業務領域覆蓋本市經濟發達的臺州三區、臨海、溫嶺、天臺、玉環等地，下轄營業機構44家。截止2008年8月末，全行總資產為226億元，各項存款余額達209.4億元，各項貸款余額為146.5億元；不良貸款余額為7422萬元，貸款不良率為0.51%，達到國際先進銀行水平。

    2007年8月，《銀行家》雜志公布中國商業銀行競爭力評價排名情況，我行位居全國城市商業銀行綜合排名第6名、中型城市商業銀行綜合排名第3名以及“長三角”地區城市商業銀行競爭力排名第3名。

    -記者手記

    改革開放30年間，臺州涌現出了一批又一批創業創新的帶頭人，雖然他們的生活年代和人生閱歷各不相同，但是一代又一代的臺州人繼承和發揚了“有硬氣、敢拼搏、善創新”的臺州人文精神，共同譜寫出創業創新的新篇章。臺州市商業銀行董事長、行長陳小軍，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出生于草根，依靠10萬元資本金起步，從最初的“金融服務社”，到“城市信用社”，再到如今的“臺州市商業銀行”，20年的改革歲月，陳小軍和他的同仁們一起打造了全國首家產權明晰、初步建立起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現代銀行制度的民營銀行。臺州市商業銀行的成長史是中國民間金融業興起、成長歷史的一個縮影。

    民營銀行的誕生離不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但是機遇垂青于有準備的人。陳小軍就是緊緊抓住了改革的機遇，一步一個腳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成就了今日的輝煌業績。臺州商業銀行的成長，體現了臺州人敢為天下先的風格，還有一股在惡劣環境下拼命生長的“草根”精神。臺州發達的民營經濟，為民間金融的繁榮提供了土壤和空氣，加上地方政府政策的開明，更促進了它們發展的速度。而地方商行的出現，又不斷刺激和培育民營經濟的壯大，培育了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這種壯大反過來再次推動臺州金融的成長，再加上各金融機構在有效的競爭環境中不斷的創新，臺州因此初步形成了金融良性循環生態系統。(陳小軍/口述 陳向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