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巨大財富文明的創造過程一直閃耀著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智慧之光。萬物互聯時代，傳統經濟理論到了需要改寫的關頭。埃里克·拜因霍克的著作恰逢其時，堪稱物聯網時代的《國富論》。

                                                                                                          ——張瑞敏，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

內容簡介

《財富的起源》回溯了經濟學的發展脈絡，用動態、主體、互動、涌現和進化5大視角審視當下經濟，闡釋商業設計、物理技術、社會技術促進財富增長的進化力量，提出應用復雜經濟學的 4 大應用領域：戰略、組織、金融與公共政策。本書將為你提供一個視角，幫助你了解關于財富的創造、財富的本質等議題。

作者簡介

埃里克·拜因霍克，牛津大學新經濟思想研究所掌門人，致力于將前沿的跨學科方法應用于解決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創新和增長、經濟不平等和環境可持續性等問題；圣塔菲研究所外聘教授，與復雜經濟學奠基人布萊恩·阿瑟等合作開展研究；在麥肯錫公司工作了 18 年，擔任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合伙人。

書籍摘錄

18 公共政策：左右派爭論的終結（節選）

羅爾斯的邏輯與政策

面對左、右派這樣的分歧，我們該何去何從？右派認為個人責任仍然很重要，而且積極行為通常會帶來積極的結果，這樣的觀點是正確的。文化規范也許可以解釋某些行為的遺傳性和持久性，但它們在道德層面無法為反社會活動找借口。同樣，盡管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可能低于一般水平，但它仍然是一個具有流動性的社會，尤其是對中產階級而言。

左派也有一些正確的觀點。與生俱來的財富、智慧加上種族確實在解釋經濟成果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即使每一個單項的貢獻都非常微小）。如果加入文化因素，出身好壞這一論點就會變得更有說服力，畢竟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出生在什么樣的文化當中。

從政策角度看，左派和右派常用的解決方案都不理想。收入再分配并不能解決任何行為問題，不管這些行為源于基因還是文化，而且如果對市場采取完全放任自由的管理方式注定會讓許多人一輩子貧窮，所以這種方式似乎并不合適。

米勒認為，我們應該放棄左、右派看待這一問題的思想框架，轉而采取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立場。我們應該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是隨機抽簽決定的，我們想要一個什么樣的制度？這樣的話，不管我們將出生在上東區一個富有的投資銀行世家，還是出生在布朗克斯區一個有毒癮的單身母親的家庭，我們都會在知道出生地之前就設計好這個制度。

米勒認為，這個思想實驗的答案是，我們會設計一個系統，將頂層的機會均等與底層的社會保障體系結合在一起。首先，我們希望人們有盡可能多的機會走出布朗克斯區，但同時，如果我們運氣好，出生在銀行世家，也不希望因此受到懲罰。重點在于幫助窮人致富，而不是從經濟上懲罰富人。特別是，我們要確保布朗克斯區的學校和銀行家的孩子就讀的學校一樣好。我們還希望確保孩子的人生道路上不存在不公平的障礙，比如種族歧視。與此同時，我們希望能有對底層人的保護。盡管窮人的孩子已經在學校努力上學，但他或她還需要一些給媽媽做治療用的康復藥物，需要有人幫忙做飯、解決住房及醫療問題，以避免陷入絕境。同樣，如果出生在銀行世家的孩子知道即便家人運氣不好導致傾家蕩產，他們的生活也能有基本保障，那么他或她也許可以睡得更安穩些。

米勒把他的羅爾斯邏輯轉換成了四點具體的政策建議。第一是提供稅收補貼，創建全面的醫療保健體系，使大家能夠從提供私人健康計劃的保險公司購買醫療保險。第二是大幅度提升教師薪資，實現公共教育質量的提升，尤其是提升針對貧困兒童的教育質量，以換取工會同意實行績效工資的措施。第三是通過自由黨和保守黨之間的“大交易”來推進教育改革，允許實行教育憑證制度式的競爭使教育支出與財產稅脫鉤，這就確保了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夠享受最好的學校教育，并且提高對教育的總體投資。第四是聯邦要確保大家的最低生活工資，設置最低收入標準。米勒建議可以挪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2% 用于推進這些新舉措。

米勒的建議也有利于喚起我們的強互惠公平意識。這些舉措的實施定會給品行端正、努力工作的人帶來回報，懶惰的人除外。那些運氣差的人也能因這些建議舉措被慷慨相待。政治家們注意到，這種強互惠的呼聲使得米勒的建議受到了大眾的廣泛支持。

改變文化，創造一個“共同層”

盡管米勒的建議有助于排除前進的障礙，保護社會中某些最脆弱的群體，卻無法解決導致貧困和不平等現象出現的更深層次的文化基礎。文化與貧困的問題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尤其是當它涉及敏感的種族問題時。 20 世紀 60 年代，被多數人視為自由主義者的民主黨參議員莫伊尼漢由于討論貧困文化被左派看成是種族主義者，遭到了猛烈抨擊。事實上，討論貧困文化并不意味著對特定的少數群體的文化進行批判，也并不意味著要讓這些少數群體“像白人一樣做事”。就像日本人和挪威人所遵從的勤奮工作、合作和創新的準則在本質上沒有區別一樣，這些文化屬性本質上也沒有黑種人、白種人、黃種人之分。非洲裔美國籍的總裁、高級政府官員、知名學者及專業人士隊伍的不斷壯大恰恰證明了這些準則和行為的效力。這些人的子女往往也非常成功，這又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

種族和文化之間的聯系一直在變動，而文化和歷史之間的聯系是存在的。我們在帕特南對意大利北部與南部所做的對比研究中看到了這一點，甚至在只有合作主體與非合作主體組成的簡化世界中也看到了這一點。可以這么說，盡管種族主義對美國社會流動性的阻礙已經減少，但長達 250 年的奴隸制的遺留問題，再加上隨后 100 年的種族孤立，還是給許多非洲裔美國人的社區文化留下了烙印。現實問題是，那段歷史在文化中創造了怎樣的反社會和反經濟準則，我們又該如何改變這種準則？這種觀點調和了非洲裔美國政治領袖和宗教領袖中兩大對立陣營的關系，即“指責社會”的左派人士和主張“個人責任”的右派人士。大家可以在承認過去犯過錯誤的同時，期待準則和個人行為所發生的變化能夠成為擺脫貧困文化的關鍵。

這種觀點所傳遞的積極信息是，文化能夠而且確實發生了變化，甚至在幾代人身上都發生了變化。而且，文化可以以鼓勵經濟發展又不犧牲其他積極準則的方式進行變革，使其具有獨特性。比如，自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班牙和愛爾蘭都經歷了巨大的文化變革，經濟增長更是破了紀錄。但這兩個國家都保持了原有的西班牙傳統和愛爾蘭傳統。消除貧困文化需要變革文化準則，但并不要求美國多樣的文化實現完全統一。

話雖如此，但是如果有廣泛的共同準則，所有社會都會運作得更好。在文化統一的社會中，人們之間的信任度往往更高，也更容易建立合作。美國和擁有龐大移民社區的歐洲國家所面臨的一個日益嚴峻的挑戰是如何在多種族、多元化的文化社會中建立信任和合作。在理想世界中，大家會對成為美國人、英國人、巴西人究竟意味著什么達成共識，并被社會廣泛接受。這種共識包括支持民主（例如言論自由權、參與政治進程的重要性）和經濟成就（努力工作和創新的回報，受教育和自我提高的重要性）的準則。正是同一文化中所達成的共識，讓整個民主國家緊密團結，與貧困文化背道而馳。而共識背后是讓多元文化社會展現活力的各種準則、傳統和信仰。

創建共識是一項跨越政治體系、教育體系和媒體的挑戰。但隨著太多公民趕不上經濟增長、移民人數增加和全球氣溫上升導致的社會關系日益緊張，這一挑戰變得越發重要。在許多方面，美國都是在創造這種共識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國家。除了歷史上美國對美洲土著人和非洲裔美國人的排斥之外，它在讓移民融入當地社會并帶來經濟增長和機會方面無可匹敵。美國的開國元老們所創建的不僅僅是法律文件，更是體現價值觀的文件。這些價值觀為美國服務了兩個世紀，但在面臨社會劇變的某一時期，在美國國內的家庭、學校、宗教場所、媒體和政治機構中傳播、更新和強化這些價值觀的機制卻敗落了。

當今世界，振興和更新文化可能是美國在新的世紀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但這又不僅僅是美國面臨的挑戰，隨著 23 萬信仰伊斯蘭教的民眾的融入，隨著歐盟到底是文化共同體還是政治經濟共同體這一答案的確定，歐洲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高速發展無疑會帶來一場痛苦的文化變革。正如前面所說，倘若沒有文化變革，即便得到了援助、有了投資、進行了結構改革，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還是不會出現經濟增長。

同樣，這些問題都不可能剛好就是左、右派之間存在的分歧。正如莫伊尼漢參議員總結的那樣：“保守主義的核心真理是，決定一個社會成功與否的是文化，而是政治。自由主義的核心真理是政治可以改變文化，并使之獲得拯救。

未來方向

本章中，我對復雜經濟學在公共政策等重要問題方面的應用進行了抽樣研究。不管怎樣，復雜經濟學都可能會幫助我們加深對其他幾個領域的理解。

復雜經濟學也許無法幫助我們更好地預測通貨膨脹，但正如前面所說，它會讓我們對商業周期的動態性有新的認識，從而更有效地管理宏觀經濟政策。一個長期存在的謎題是，為什么工資水平具有黏性，為什么我們無法通過降低工資來阻止經濟衰退？在一個完全理性的社會中，我們可以通過小幅削減員工工資，而不是大規模的裁員來消化經濟的衰退。強互惠行為也許可以解釋這一難題，因為員工認為降薪是不公平的，而僅憑員工那點可憐的動態直覺也無法意識到經濟衰退會導致失業率上升。

環境問題是另一個相關的例子。自然環境本身就是一個復雜適應系統。大約開始于 1750 年的全球財富激增導致大氣中的碳排放量達到了高峰。從長期來看，全球財富快速增長所產生的影響已經讓全球生態系統產生了戲劇性的、脈沖式的改變，而這些都是由人為因素引起的。我們正在盲目地對環境進行試驗，試驗結果目前還無法得知。由于復雜系統往往具有臨界點，而且會經歷突然的變化或者崩潰，我們應該高度重視這個試驗。據某次大規模調查發現，人類對地球的破壞已經超出了它的再生能力，人類所消耗的資源已經是地球承載能力的 1.2 倍。復雜經濟學以自己的方式為此貢獻了一分力量，它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了經濟和環境的共同進化，重新建立了經濟學和熱力學的聯系，讓我們深入了解了為什么人類對這一全球性問題產生的反饋會如此之慢。

各領域對復雜經濟學的研究仍在進行，包括醫療體系改革、競選籌款改革、國際貿易、取消工業管制等領域的研究。這些領域的共同之處是，它們都需要理解復雜適應系統正在經歷的變化。

復雜經濟學在公共政策領域還是一個非常新的參與者，我在本章中討論的許多想法也仍處于推測階段，但新的研究每天都在進行，復雜經濟學的研究進展以及大家對它的理解也都在加速當中。

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曾說過，“世界上沒有‘社會’這種東西，有的只是作為個體的男人和女人，還有家庭”。從復雜經濟學的角度看，她完全錯了。數百萬人進行的互動，包括做決定、參與強互惠行為、執行文化準則、合作、競爭、過日常生活，創造了一個我們稱之為社會的新現象，這個現象就像突然出現的漩渦一樣真實。社會內部有國家、市場和社區三個概念，這三個要素共同創造了人類生活的經濟世界。也許我們無法控制或預測社會的未來走向，但可以努力確保這三者共同發揮作用來創造財富、社會資本和機會。

我認為，復雜經濟學超越甚至摒棄了傳統的左、右派分類。它不是兩極之間模糊的中間地帶，而是一個全新的視角，一個看問題的新維度。我個人的希望是，將經濟學建立在更加科學的基礎之上，讓復雜經濟學幫助減少美國政治辯論中某些激烈的黨派之爭，尤其是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黨派之爭。畢竟，公民們感興趣的并不是為其服務的政策制定者中誰的得分更高或者左、右派之間誰勝出，他們只希望看到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

有兩種制度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基礎：市場和科學。在此，我們還應該增加第三種：民主。民主本身就是一種政策思想的進化體系。正如愛德華·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所呼吁的，“請為民主喝彩，這不是因為它承認多樣性，而是因為它認可批判主義”。未來幾年，復雜經濟學將使政治和政策相關的辯論變得更加多元化，最終將由發展而來的進化機制來選擇和傳播那些最能服務社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