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危局
在基金投資者的一片哀鳴中,中國基金業亮出了上半年巨虧超過4000億人民幣的成績單。
“萬骨皆枯還能堆出個一將功成,基金行業砸著千億的錢,卻堆出個片片蕭條。”有投資者戲稱。
其實,“蕭條”只是相對來說,在利潤巨虧的同時,基金公司卻以超過140億的管理費賺的盆滿缽滿。
利潤巨虧,公司賺錢,這是怪象,還是基金業規則帶來的合理結局?
有業內人士認為,基金行業由于在制度設計上生搬硬套海外成熟市場,形成了管理費按固定比例提成的先天性缺陷,這直接導致了廣大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再加上近幾年基金行業內幕交易橫行、“老鼠倉”頻出、行業自律松散、人才資源匱乏等等缺陷,基金行業已經陷入危局。
有評論認為,剛剛經歷了“黃金十年”的基金行業盛極而衰在所難免。如果不解決基金行業長期存在的問題,基金業生態環境將持續惡化。
已在中國走過十余年歷程的基金行業,真的走到了一個非改不可的節點?數千億巨虧,能否帶來行業大變動?誰能保障基民的利益?行業發展的出路又在何方?
巨虧4000億,誰的錯?
作為一名老基民,李建在得知他購買的嘉實滬深300基金成為虧損大戶時,懵了。
雖然他知道,今年股市的表現也很差,本來也沒期望能賺多少錢,但他還是想不通,一個號稱由專業人士運作的基金投資團隊為何在上半年能把基金運作虧損超過50億元。
“難道這幫人就不會及時止損嗎。”李建說,他買基金已經有6年歷史,一開始就是看中了基金公司的專業運作,但隨著最近兩年基金業“惡習”的頻繁爆發,他周圍很多朋友看著日益減少的基金賬戶便紛紛退出了。
“照這樣下去,我也不會再買了。”李建說。
作為國內管理資產規模最大的單只基金,嘉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基金產品嘉實滬深300擁有近283億元基金資產,持有人戶數高達179.33萬戶。今年前6個月,該基金凈值下跌26.69%。
與嘉實相比,易方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產品的虧損更為慘重。今年上半年,易方達旗下24只基金合計虧損額高達392億元。
不只是嘉實和易方達,從單只基金來看,百億級規模的“大基金”上半年利潤虧損幅度超過50億元的基金還有中郵成長、華夏50ETF等。
“大基金”都如此,其他中小規模的基金公司更是成績慘淡。根據各基金公司中報統計,截至8月29日,國內基金行業60家基金公司、652只基金產品半年虧損4400億元,僅次于2008年上半年虧損1.08萬億,為歷史第二大半年度虧損額。
根據專業證券咨詢機構天相投資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包括股票型、混合型和封閉型基金在內的股票方向基金,平均每只虧損達到9.67億元;而在股票型基金中,規模較大的指數基金成為虧損的重頭,其中,虧損超過40億元的15只股票型基金中,8只為指數型基金。
此外,如果按照“基金公司”分類統計,除去上述提到的“大基金”外,包括華夏、博時、南方、廣發、大成等基金公司因為管理資產規模龐大,也成為虧損的重頭。
“大市不好”還是“天然缺陷”?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眾基金產品的巨虧?在采訪中,記者發現,大多數的基金公司將巨虧原因歸結為“大市不好”。
受訪基金公司普遍認為,A股的暴跌直接導致了基金利潤的下滑,因為基金產品多數是股票型基金,甚至有基金人士認為,現在的基金業就是“看天吃飯”。
對此,安邦咨詢研究員陳業表示,上半年A股市場連續下挫,上證綜指下跌了26.82%,深成指下跌31.48%,兩大指數跌幅僅好于希臘股市32.61%的跌幅,為全球第二差市場。以股票市場為主戰場的基金,面對這樣的腥風血雨,想必也是一肚子的苦水。
既然是以股票為主要投資品種,基金的業績就不可避免要受到股市狀況的影響。但是,作為投資者心中的“專家理財”,數百只基金整體性地牛市賺錢、熊市虧錢,表現出明顯“靠天吃飯”的特征。
此外,一家規模不大的基金公司的相關人士告訴稱,基金上半年如此表現,還與其體制存在的“天然缺陷”有很大關系。
該人士稱,首先,證監會對基金業倉位配置的規定存在爭議,如股票型基金倉位必須在60%以上,這種高倉位限制雖然是為了維護市場穩定,卻不符合市場資金防守原則,“遇到股指持續下跌,60%的倉位怎么可能不賠錢?倉位維穩的方式已經不合時宜,而應該通過股指期貨、融資融券等做空機制維護市場穩定。”
其次是如果基金虧損,對基金經理缺乏懲罰機制,該人士稱,基金虧損是正常,但應該限制一定比例,超過則要有所懲罰,“懲罰的缺失讓基金經理對基民缺乏責任感。”
148億管理費花哪兒了?
在基金公司發生利潤嚴重虧損的背景下,各大基金公司卻從廣大基民手中賺取了149億元的管理費。這就好比說,你幫我理財,把我的財理沒了,你還要從我手里分走一部分錢當作報酬。
“我手里的基金半年時間就縮水超過了30%,為什么基金管理費和基金經理的薪酬卻是不降反升?”作為博時超大盤ETF的投資者,北京市民松女士面對基金上半年的業績和管理費、薪酬呈現一個巨虧、一個上漲的情況,難以理解。
據天項投資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國內60家基金公司的管理費收入合計達148.95億元,與去年同期的125.43億元相比,增長19%。
華夏、易方達、嘉實、南方、博時、廣發、大成、華安、銀華、上投摩根的管理費收入位于前10,合計高達70.51億元,已接近全行業的一半。華夏以14.6億元的管理費收入遙遙領先,易方達、嘉實、南方、博時的管理費收入分別為8.03億元、7.99億元、7.35億元、6.76億元。
此外,作為把基金操作成巨虧的基金經理們,報酬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出現大幅度上漲。據萬得資訊的統計數據顯示,391只開放式偏股基金上半年付給基金經理的報酬高達127.02億元,相比2009年上半年的105.89億元薪酬總額,同比漲幅高達20.9%。如華夏基金,該公司上半年旗下基金巨虧超過400億,但卻以14.6億元管理費高居基金公司收入榜第一。
“導致這一奇怪現象的原因是基金公司的管理費和業績并無關系,這是由經營模式決定的,因為基金公司采取規模管理的機制,根據規模來收取管理費。基金規模越大,其管理費也就越高。”安邦咨詢分析師陳業稱。
據悉,如今,無論基民盈利或者虧損,各大基金公司都按固定比例提取管理費,其中,主動型股票基金的年管理費率大多為1.5%,指數基金的年管理費率大多為0.5%~1.0%,債券基金的年管理費率大多為0.6%~0.7%,貨幣基金的年管理費率為0.33%。
受這種盈利模式的驅動,很多基金公司都把規模增長視為公司經營的主要目標。在基金公司的利益和投資者利益發生沖突時,不惜損害投資者利益,突出表現為在營銷行為方面,基金公司熱衷于在股市的階段性波動高點,向投資者大量募集資金;在投資行為方面,則熱衷于追漲殺跌,從而造成股市劇烈波動,不但不能起到穩定股市的作用,反而成為市場穩定的破壞者。
“各大基金公司對于所提取的管理費用,除部分用于支付銀行渠道的傭金外,就主要用于給公司高管、基金經理和員工們發放巨額年薪等成本費用開支,最后剩下的則是分配給基金公司股東的凈利潤。”上述基金公司人士稱,這種生搬硬套海外成熟市場的做法現在看來很容易引起投資者的不滿。
據介紹,國內基金公司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從所管理基金提取管理費收入,具體方法是基金資產凈值×1.5%(年費率)再逐日提取。例如,一只基金剛成立時的凈值為30億元,那基金公司1年提取的費用就有4500萬元,每天提取的管理費至少也有12萬元。
而基金經理的薪酬和管理費之間并無直接關系,其薪水是與其管理基金業績直接掛鉤,總的來說都是“工資+獎金”模式,獎金一般是季獎,差別就是在獎金系數上,不同基金公司系數也不一樣,而系數是根據基金凈值增長率排名情況確定。一名優秀的基金經理年薪很容易超過100萬元。
基金12年來時路
1997年11月,國務院批準發布了《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為基金業的誕生提供了“出生證”。南方、國泰、華夏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先后在1998年、1999年成立,稱為“老十家”。相關主管部門以“老十家”為平臺,對原有的基金進行了調整,整合為29只封閉式證券投資基金,總規模197億元,形成我國新基金起家的“本錢”。
最初基金發行就像現在新股發行一樣,網上發行,搖號抽簽,中簽率很低。1998年3月23日,A股市場首批兩只公募封閉式基金——基金金泰和基金開元通過交易所系統上網發行,有近兩千億資金蜂擁而至進行搶購,而這兩只基金的發行規模各只有20億。最終,基金金泰和開元的中簽率都約為2%。
不過這種火紅的勢頭并沒有延續太久便遭遇了打擊。2000年,基金在股票交易中出現的種種問題被媒體揭露,基金公司的公信力和形象大打折扣。
在之后的將近1年多時間里,既沒有新基金發行,也沒有新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基金業一度進入冰凍期。
2001年9月,華安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了我國第一只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華安創新,我國基金業的發展由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2004年基金發行遭遇“井噴”,當年3月,海富通收益基金和中信經典配置基金的首次發行規模雙雙突破100億份。
隨著股改的展開,A股逐漸由熊轉牛,進入2007年,A股的火爆使得基民數量暴增,上至滿頭白發的退休老人,下至還在讀書的大學生,都為“基”瘋狂。
在那時,證券營業部人滿為患,銀行里購買基金的人排成長龍,發行規模幾十億上百億的基金,往往幾個小時內就銷售一空。
當無數基民還沉浸在數字財富瘋漲的喜悅之中時,始自2007年10月中旬的股市大調整,終結了基民的狂歡。A股由牛轉熊,股票型基金大面積跌破凈值,不少基民坐等收錢的夢想成了泡影。
到2008年,由于受到國際金融的影響,上半年整個基金業竟然虧損1.08萬億,全年基金虧損額達到1.45萬億。而基金業從1998年到2007年10年盈利總規模也只有1.4萬億元到1.45萬億元之間。
基金業10年盈利抵不上半年虧損的表現讓人們開始反思,基金業的發展是否走到了拐點?那一年,基金投資者評價基金的行為是“后知后覺、追漲殺跌、人云亦云”;金融學者則稱之為是跟風操作、趨勢投資、羊群效應。
如今,基金業走過12年,“所有能暴露的問題基本都已出現,所有能犯過的錯誤,也基本都犯了,現在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基金業的各個環節。”一位基金業內人士稱。
經理頻“出走”,“老鼠倉”不絕,規模非正常增長……
信任危機中的基金業
3年前,人們的理財意識剛剛覺醒時,基金銷售異常火爆,排隊都不一定能買到。在當時,資本市場的急劇擴張及全民理財知識的普及使基金享受了“暴發戶”式的增長,在“賺錢效應”的刺激下,把錢交給基金打理也成為許多都市人的主要理財方式。
3年后的今天,基金褪去了神秘的面紗,大幅虧損的局面讓很多“基民”不僅有種上當受騙的感覺,還看到了“暴發戶”式增長所帶來的副作用正在不斷顯現。老鼠倉、管理混亂、產品同質化、人才流失等一系列惡性事件與發展瓶頸正不斷地刺激基民們的神經。
基金業正深陷“信任危機”。
頻繁“出走”的基金經理們
據萬得資訊統計,2010年以來共有156名基金經理辭職,基金經理的變動進入了“高發期”。而這一數據在2007年的大牛市之際是45名基金經理選擇辭職;2008年,市場轉頭走向熊市,全年有88只基金的基金經理發生辭職。
既然收入在增長,基金經理們為何還會選擇辭職?
“我每天一大早就醒來,時常還失眠,想得最多的就是業績。”在北京的一位基金經理劉女士告訴記者,業績排名已經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她已經隨時準備“走人”了,“反正干一天算一天吧。”
“我現在已經不做公募了,改做私募。”曾多年擔任基金經理的趙女士告訴記者,“除了業績排名上要求較寬松外,操作靈活、激勵機制相對合理也是私募的優勢所在。”
拿當前最為炙手可熱的“明星基金經理”王亞偉來說,由于長期偏愛重組類股票的投資,在業界頗受爭議。最近,坊間又盛傳其被監管部門調查。對此,王亞偉在公開露面時曾說:“如果我的投資風格確實無法再適應公募基金發展的要求,我也只能考慮其他的發展路徑。”
顯然,基金公司對短期基金業績排名的過度追逐與公募基金所面臨的諸多限制,已成為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
自1998年第一只封閉式基金成立至今,公募基金走過了12個年頭。但目前,尚在公募基金陣營打拼的第一代基金經理已屈指可數。
老人走了,新人怎么樣呢?萬得資訊數據顯示,目前內地在任的507位基金經理,擔任基金經理的平均崗位年限為2.5年,很多基金經理沒有經歷過一個完整的牛熊周期。
基金經理從業年限不足1年的占到基金經理總數的近3成,其中有30位是2010年新上任的,而從業經驗在10年以上的,還不足1%。
從統計數據來看,不論在牛市中還是熊市中,從業經驗匱乏的基金經理,其業績表現自然值得憂慮。在安邦咨詢分析師陳業看來,一個成熟的基金經理至少要經過幾輪市場調整的經歷,這樣下來,10年左右才能有把握對數百億的資金進行穩健的操作。但現在的情況是,很多“80后”在作過短暫的研究之后便被委以重任,成為一只數百億規模基金的掌控者。
“就資產管理行業而言,投資知識和經驗都積累在個人的身上,培養出一個優秀的基金經理,需要很長時間,付出很大代價。既然拿散戶的錢鍛煉了基金經理,就應該把基金經理的知識和經驗積累都留在公募基金,繼續為散戶服務。因此,就應該形成一個制度,讓優秀的人才愿意長久做下去,把基金業當作自己一輩子的事業。”一位私募基金的負責人表示。
當人們還在擔心缺乏經驗的年輕人能否勝任基金經理時,又一個棘手的現象出現了,一個基金經理跳槽走了,還可以找人代替,如果是公司老總呢?
《中國經濟周刊》獲悉,進入今年,很多基金公司的總經理、投資總監也開始頻繁出走。根據各基金公司公告統計,今年以來已有9家基金公司的13名高管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崗位,近期更有上海和深圳兩家重量級基金公司CEO傳出即將離職的消息。
“與基金經理的跳槽相比,CEO的離職是最難的,除了股東變化的原因外,創業激情消退和對行業發展喪失信心是主要原因,因為他們跳槽的選擇余地是很小的,所以做出決定也更難。”一位基金公司高管分析。
“基金業是以人為核心競爭力的行業,基金公司沒有龐大的不動產或者機器設備,在整個公司的架構中,是各個崗位上辛勤工作的員工努力創造了價值,尤其是處于業務核心部分的投資管理人員。但在基金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中,是看不到‘人’這個重要因素的,但這卻是基金公司最不容忽視的‘無形資產’。沒有了優秀的人才,這個行業會成為沙灘上的樓閣,再漂亮也要坍塌的。”上述基金業人士稱。
“老鼠倉”的破壞力
1年前的突擊行動,把景順長城基金和長城基金兩家基金公司推上了風口浪尖,基金業疑似“老鼠倉”案浮出水面。1年后,證監會通報了當初這起“老鼠倉”案件的結果。
涉案的3位基金經理中,涂強、劉海兩位基金經理被處以罰款和市場禁入;而長城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韓剛,則被證監會將涉嫌犯罪的證據材料移送至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最終處罰仍在等待。
業界一致認為,韓剛被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無疑開創了監管部門對于基金業“老鼠倉”案處罰手段的先河。
時間回到2009年8月,A股市場上演了一波大幅度的調整,深圳證監局也展開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檢查行動。意料之外的現行檢查,卻演變成了一場“捕鼠”行動。
在當時,深圳證監局表示,此次突擊行動只是例行檢查。然而,例行檢查的結果卻在基金業內引發了不小的震動:帶走基金經理的筆記本、抓到基金經理老鼠倉“現行”的消息,也被坊間描述得繪聲繪色,且被演繹成了多個版本。直到基金公司公布了對基金經理的調整公告時,原景順長城基金公司基金經理凃強與長城基金公司劉海、韓剛三人才陡然間暴露于鎂光燈下。
之后,深圳證監局在去年11月初正式表態,涂強、韓剛、劉海涉嫌利用非公開信息買賣股票,涉嫌賬戶金額從幾十萬元至幾百萬元不等,深圳證監局啟動稽查提前介入程序,隨后正式立案稽查。
截至目前,基金業因涉嫌“老鼠倉”而被曝光的基金經理已達6人,與此前原上投摩根基金經理唐建、原南方基金經理王黎敏、原融通基金經理張野所受到處罰不同的是,此次將有基金經理被追究刑事責任。而且,相對于涂強、劉海為所操控賬戶獲利37.94萬元、13.47萬元的事實,其分別被處以200萬元與50萬元的罰款,與監管部門通常處以違法所得一倍的罰款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師江賽春表示,追究韓剛的刑事責任,明顯加大了對“老鼠倉”的震懾力。從現實角度來說,粗糙簡單的內幕交易會減少,但隱秘交易還會有,并不能完全杜絕整個行業的“老鼠倉”現象。
銀河證券基金研究中心總經理胡立峰對此次處罰有另一番理解。他指出,此次“老鼠倉”處罰事件在于告誡所有的基金從業人員,要按契約規定,主要方向放在做好藍籌股的價值挖掘工作上,追求穩健、長期的投資。
“精英團隊”也靠“天”吃飯
在投資者眼中,基金公司都以專家理財的名頭,占據著金融業“皇冠上的明珠”的位置。但市場諸多風險的重重疊加以及基金體制的困擾,也使得基金經理的專家水平大打折扣。
業內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一日,某記者給相識的基金經理打電話,問點位;對方說:你取笑我,堅決不說!記者疑問:你是基金經理啊!對方答:我不是,我只是看電腦的!
雖然是個笑話,但從中可以看到,在眾多不確定因素籠罩下的股市上,即使號稱“目光如炬”的基金經理,在黑暗中也同樣迷失。
一位基金公司的從業人士稱,目前基金業機制的先天缺陷導致其某種程度上和市場中大散戶的水平一樣,也會常常步入靠“天”吃飯的困境。
近日,記者在參加某券商的策略報告會上,與幾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不期而遇。眾基金經理已然失去了在公眾場合口若懸河的能力,紛紛張口彼此討教關于市場的看法。幾輪詢問過后,基金經理達成了一致:即“看不懂”。
隨后,討論的焦點轉移到對工作的“抱怨”上來,“也不知道基民怎么找到我的郵箱和電話,說的話真難聽。”某基金經理說。這馬上引來幾位基金經理的共鳴,有基金經理甚至笑言,這樣下去,基金經理也成為“風險行業”。
雖然私下的場合上,基金經理都敢于表達自己的迷茫,但是在公開場合,近期看多的聲音已經明顯增加,一些券商和基金都會告知投資者,現在的市場已經有吸引力。
雖然偏樂觀的聲音在增加,但是有多少是來自內心,卻無法衡量,而基金的操作手法還是透露了其方向感的缺失。
國泰基金經理崔海峰曾經說過:基金經理就是個靠天吃飯的農夫,他的解釋是:基金經理的投資從本質上來說離不開大的環境,在大牛市下再笨的基金經理也能賺錢,再大熊市下再聰明的基金經理也要虧錢。這個就跟農夫一樣,再有個性、再有技巧的農夫,同樣也離不開氣候環境。
基金規模超常規增長
在一個成熟的市場,資產管理公司通常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投資業績、做好客戶服務上,基金的發行通常不需要“興師動眾”,不會那么看重首發規模,只需達到成立條件即可。
但在國內,這兩年基金的首發進入了比拼規模的怪圈,大家熱衷于創造一個個規模奇跡。截至2005年底,中國市場上有52家基金公司,基金總規模僅為4797億元。但是,從2006年年底到2007年年底,國內基金業總規模卻從8000億達到3.3萬億,一年之內增長3倍多。如今,基金規模已經接近4萬億。
一家國內大型基金公司的營銷總監曾在解釋基金公司“拼首發”現象時說,國內基金發行仍采取審批制度,新基金批文是稀缺資源,一旦擁有,必然充分利用。比規模更是業內心照不宣的秘密,道理很簡單,基金公司是按規模提取管理費的,規模跟大家的利益息息相關。
基金規模的超常規增長,原本是基金公司引以為傲的資本,現在卻正成為他們發展中的桎梏。基金公司的人才儲備開始“捉襟見肘”,發行費用成倍增加,基金公司之間惡性競爭頻頻出現。更重要的是,在發行高峰期蜂擁進入的基金投資人,隨著市場的調整,開始咀嚼虧損的苦澀,開始走向對基金公司的極端不信任。
投資者們的信任危機以及他們的情緒傳染,成為今天橫亙在基金公司面前的鴻溝,也許需要多年才能熨平。
有評論人士指出,今天基金面臨的困境,正是這兩年盲目擴張的惡果,“如果不能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更大的困難還在后面,甚至就此斷送中國基金業也并非危言聳聽。”
事實似乎也驗證了這一點。據天相投資的最新數據,今年6月份新成立的3只基金僅僅募集了近16億元,首發規模平均僅為5.4億元。在2007年,基金市場逾9成的投資人為散戶。伴隨著新基金首發規模逐漸下降及投資者的熱情不高,基金動員各機構、員工開始自購,導致新開戶數有限、基金戶均認購額不斷上升的現象。近期成立的一只規模近20億的股票型基金,其戶均認購金額高達13萬。
已經有基金公司意識到,管理幾十億的基金和管理上百億的基金并不是簡單的累加,基金也并非越大越好。一位接受采訪的某大型基金公司營銷總監對記者表示,隨著資本市場、基金公司、投資者的不斷成熟,國內基金公司拼規模、輕服務的現狀早晚會得到改變。問題是,投資者是否能有耐心等到那一天。
誰來拯救基金業
12年,500多個公募基金經理,600多只基金,1人管兩只、三只甚至更多的基金。面對這樣的中國基金業現狀,很多受訪人士認為,“是要痛下決心改革的時候了。”
華夏基金總經理范勇認為,目前的基金行業仍然沒有突破舊有的框架,還沒有建立起“以人為本”的資產管理制度,這成為中國基金業“可持續增長”的制約因素。范勇稱,一個行業是否有生命力,能否留住人才,歸根結底在于其制度是否具有先進性。基金業如果不進行制度上的革新,就會逐步喪失競爭力。
一位基金業從業人士認為,目前基金業進入了階段性的瓶頸期,急需突破制度層面的一些限制:“第一,改變現有的審批管制,實現基金公司準入的市場化、基金產品發行的市場化;第二,發展第三方銷售渠道,建立專業的投資顧問團隊;第三,從制度上規范基金合同等條款。”
原《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組組長王連洲認為,應降低成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準入門檻,擴大基金公司業務及其旗下基金的投資范圍,允許更多具有一定資質要求的單位或個人有可能通過市場擇優進入基金管理業。
基金業的糟糕表現也引起了監管層的注意。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姚剛日前在上海的一個論壇上公開表示,目前整個基金業由于過去幾年的發展過快,現在正面臨一定的瓶頸。他坦言,“基金行業存在的主要問題還是消化前兩年行業過度膨脹的問題。”
即便如此,姚剛仍然對基金業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他稱,目前正在修改中的《基金法》,會對業界呼吁已久的激勵機制問題方面給予考慮。
與此同時,有關基金監管部門面臨調整的消息也浮出水面。9月20日,有媒體報道稱,證監會基金監管部主任吳清將去職赴地方鍛煉,基金監管部副主任楊秋梅將到香港證券交易所任職。報道稱,證監會并將成立基金業協會,以加強對基金業監管。
截至發稿時,證監會并未對《中國經濟周刊》證實上述消息。盡管如此,各種信號的出現,已經提示:基金業調整已箭在弦上。
中國基金業需“知恥而后勇”
今年上半年,國內基金業的“成績單”顯得有些慘不忍睹。雖然上半年市況確實不佳,但金融市場的起起伏伏乃是歷史常態。作為專業的投資機構,基金難道只能“靠天吃飯”,在牛市中賺些“容易錢”?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今年上半年基金公司提取的基金管理費收入高達148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9%,這實際上是在擴大基金持有人的虧損。可以說,上半年兇險的市況無非是加速了基金痼疾的爆發,從長期看,中國基金業還是得練好“內功”,從以下幾個方面改善自身的經營管理。
加強研究分析,提高投資水平。做好研究分析,盡可能地提高投資收益是基金最重要、最本質的工作。無論是宏觀大勢,行業周期,還是公司個股,基金的研究要體現出專業性和一定的前瞻性。作為機構投資者,如果表現得和散戶一樣,總是被市場牽著鼻子走,恐怕難以令人信服。而投資水平的提高,最終會反映到基金的盈利能力上。即使市況不佳,也能及早規避風險,盡可能地減少損失。
完善人才梯隊,積累投資經驗。在基金規模爆炸式擴張的背后,人力資源匱乏的瓶頸凸顯出來。當時,國內基金經理中有1/3管理基金的投資經驗不到一年,一半以上在2年以下,接近3/4的管理基金經驗不到3年。這些“毛頭小伙”恐怕都沒有經歷過一個完整的牛熊周期,當熊市來臨時,立刻變得手足無措。反觀國外,基金經理一般都是在證券業摸爬滾打十年以上的老人,面對動蕩的市況顯得更加從容老練。
當然,中國基金業的發展,除了需要基金自身的努力,還得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這就需要監管層進一步完善制度設計,加強執法力度。在發揮好股市融資功能的同時,要更加強調股市的投資功能,保護中小投資者。此外,還需建立完善分紅制度,使基金能在長期持有中真正獲得益處,從而改變追逐差價的短期行為,成為市場的“穩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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