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主要敵人，是教條主義和“左”的觀念的話；那么在今天，一支更古老、更頑固也更加隱蔽的敵人，正蟄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里、千方百計地阻撓著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進程，它就是“小農經濟范式”。作為古老民族文化的負遺產，它對我們每一位行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中國公民不宣而戰。令人遺憾的是，這場戰爭不得不延續到新的世紀，新的千年；叫人悲哀的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在這場戰爭中，都還沒有積極應戰；更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將來可能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學費，讓WTO來教會我們如何被動地戰勝它。

    一

    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是創造、設計、豐富人的生活。因而，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公民之生活內容的豐富程度、消費鏈條的環節與長寬度、應對生活的自由程度等，就構成此時該國國民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為實現這一內容而組織起來的經濟活動之組織形式、分配方式、行為模式乃至思維定式等，就成為相應的經濟形式。經濟內容中，生產力是根本要素；經濟形式中，生產關系是核心內容。

    經濟內容決定經濟形式并進而影響經濟行為，行為又決定經濟意識。意識、行為、形式、內容四者合力，又在社會文化層次上積淀成相應的經濟活動范式。“經濟范式”作為文化遺產，將置根于公民的社會文化心理之中，并最終影響公民的經濟活動。

    　二

    何為“小農經濟范式”？小農范式=農Χ權Χ家。這是由舊中國數千年的宗族社會、集權國家和小農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這里的“農”即小農經濟，是舊中國農業社會經濟內容（農、桑、林、鹽、冶等）與經濟形式（戶井鄉、租賦稅等）的總和，成為小農范式的經濟基礎。這里的“權”即集權國家，此處主要指中央集權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它構成了小農范式的政治和社會基礎。這里的“家”即封建宗族社會，它構成了小農范式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基礎。

    “小農范式”最極端的表現，就是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為“家”用“權”且采用的還是小“農”經濟的行為模式。

    　三

    權力社會中的國人對兩種東西最感興趣，一是“權”，一是“家”。此時的我們也一直生活在兩種社會形態中，一是權的社會，一是家的社會。五千年來，都在爭權奪利；五千年來，都沒有走出家門。

    先說“權”。“權”的核心內容是“支配”二字，往前再走上一步，就是“擁有”了。我不一定非得擁有某一件東西，只要我能夠支配它，就算是擁有了對它的權力。權力通過“支配”而實現“擁有”。在支配權與所有權之間，支配權是核心。

    “權”的對象渠道也有兩個。一是對人格的支配，處長支配科長，科長支配科員；二是對社會資源的支配，如財富、榮譽、地位等。對人格的支配是為了最終實現對社會資源的支配，其中最根本的還是為了實現對社會財富的支配，對社會財富的支配是權力的最終目的。

    再說“家”。現實生活中的家庭，乃是由血緣關系組織起來的經濟單位。它與我們這兒所說的“家”有聯系，更有差別。我們這兒所說的“家”專指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當然也包括家庭），如果只有兩個人在爭搶某一有限利益時，“家”的黑手也能將他們拆成兩個利益集團。因而“家”與“自私”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四

    歷史上的中國一直是一個集權國家。新中國成立后的計劃經濟，從本質上說，也是一種權力經濟。加上民主與法治建設滯后，因而，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權力社會形態。權力依然滲透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主導著社會經濟運轉的方向，決定著人們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以至于過去國有企業的大小廠長、經理們，都在爭搶相應的行政級別。

    歷史上的中國還一直是個“家”的國家，即宗族式的封建國家。歷次改朝換代的戰爭，說到底都只是宗族之間的戰爭。獲勝的宗族即刻把自己變為國家，歷代的太廟便是明證。

    “權”和“家”這兩種怪物都還有一種可怕的能力——極強的“自組織能力”。像是有生命的物質一樣，它們也都能自我組織、自我分裂、自我繁衍、自我擴張。最終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上無處不“權”，無處不“家”；人人愛“權”，人人愛“家”。

    “權”是有層次大小的，“家”也是有層次大小的。各層次上的弄權者，為各層次上的家，爭權奪利，熙熙攘攘。頃軋與內訌伴隨著鮮血與淚水、裹挾著恥辱與罪惡，在古中國的大地上肆意橫流。

    　五

    歷史上的中國也一直是個農業社會，它導致處于權力社會中的我們，即使是在看待“宇宙的無限”這樣的哲學命題時，也帶有小“農”的局限。在現代宇宙學看來，宇宙的無限是一種“生成著的無限”，從即使是有限的資源中也能生成出無限的結果來；而在小“農”哲學看來，宇宙的無限乃是一種“既定著的無限”，拿一個總少一個，只不過它是無限多、總也拿不完而已。

    “小農范式”的哲學源于農業財富的生產方式。盡管造物生生不息、農業財富看上去也會無窮無盡，但由于地力、人力、物力的有限，農業財富又總是被限定在某個數量之內。人類知識的無限發展趨勢，總是被限制于客體資源有限的尺度之內，最終的結果就是你潛移默化的接受了“既定著的無限”。“不患寡，而患不均”經常被寫在農民起義軍的大旗上，便是這一觀點很好的注腳。

    而現代經濟一開始就表現為一種“生成著的無限”。網絡經濟、知識經濟、生物經濟和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更是將“生成著的無限”這一現代宇宙觀發揮得淋漓盡致。現代生活內容的無限追求，又為現代經濟的無限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和動力。

    六

    “農”與“權”與“家”的結合，不僅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浸染了整個社會的肌體，更在于它們滲透到人性的內部。權力社會中，一個人在某個小“家”里可能是治人者（即主子），但在另一個更大的“家”里，卻是治于人者（即奴才）。如果一個人，既不想做主子，又不想做奴才，那就只能被這樣一個社會視為另類。長此以往，在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就形成了主子、奴才和另類這三類人性的混合體。

    歷史和現實中的事例，更是在促進這一人性的分裂與混合過程。只要假以條件，劉邦、朱元璋之類的市井無賴可以先是奴才、繼而造反成為另類、最后當上皇帝而成為主子。與此相對應的就是，昔日的主子淪為奴才、而其內心深處又總是保留了一點另類情緒。我們不妨將這一現象稱為人性的“權力疤痕”。

    哪怕是山野村夫，其人性深處的“權力疤痕”也未能幸免，只要有人落進他的勢力范圍，他也會大玩特玩其“支配權”。其具體形式可能沒有權貴們那樣精致，但兩者的心態絕對的是如出一轍。學者們稱其為“窮人的腐敗”。

    在一個極端的權力社會中，只有三種人：主子、奴才和另類。但在一個人的內心深處，他又極可能是這三種角色的混合體：只要假以條件，他就有可能選擇其中的某一個角色充分表演一番；而一旦條件發生了變化，他也可以在這三種角色中任意轉換。

    七

    慶幸的是，上述諸多可怕現象正在離我們遠去，有的甚至是一去不復返了。而無庸諱言的是，殘留在我們內心深處的“小農范式”有可能是最為頑固的一部分。最后地清除它們，需要我們加倍的努力直至從我做起的勇氣。這也是寫作本文的原因。

    別的不說，盛行于各地的地方保護主義就是“小農范式”的典型表現。“地方”乃“家”作怪，“保護”乃“權”作怪，“主義”二字乃兆示其“毛病”之深之烈之頑固日久，追究到行為者的觀念上，我們同樣不難發現是小“農”在作怪。至于“某城是我家，環保靠大家”之類的口號，更是叫人哭笑不得。依照這樣的口號行事，是否就意味著把垃圾送出某城之外，就萬事大吉呢？

    經濟活動里的“小農范式”更是不勝枚舉。制假販假、行賄受賄、三角債、面對外商時的窩里斗，乃至企業內部的股東之間、勞資之間、部門之間、個人之間的相互算計，都或多或少地與“小農范式”有關。

    八

    根治的方法還是有的，就是以“法”制“權”，以“知”去“農”，以“國”療“家”。合稱“三大戰役”。

    第一戰役是以“法”制“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迫使行政權力合理退出日常經濟生活領域，真正割斷權力與市場之間的縱橫交錯、變幻多端、千絲萬縷的尋租渠道。培育健康、有序、高效的市場運行機制，建立健全系統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經濟法律法規體系。

    第二戰役是以“知”去“農”，盡早確立邁向知識經濟社會的戰略目標。對于“知識經濟”，我們一定要站在社會形態的高度上來認識它。知識經濟現象，實質上是知識經濟社會新一輪紅日的一抹朝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乃是從經濟主要推動力的角度來劃分的人類社會進程中的三個社會形態。這對于工業經濟尚欠發達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場極為嚴峻的挑戰。

    第三戰役是以“國”療“家”，實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描繪的“自由人的聯合”。“國”乃公共領域，“家”乃利益集團。每一位中國人都不要再把整個社會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家”，然后又把自己歸到其中一個個這樣的“家”中。每一位中國人都要走出“家”門，都要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獨立、自由人格的共和國公民。再以個人為單元，組成家庭、單位、社區、城市和鄉鎮、省區和國家。“國”立而“家”廢。

    　九

    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離不開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的騰飛，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勢不可擋。而這一目標與殘存在我們內心深處的“小農范式”是格格不入的。倘若我們不能盡早戰勝我們自身的缺點，我們少不了要走更多的彎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最后，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如果我們非得要讓WTO來一次次地教育并迫使我們被動的戰勝“小農范式”的話，那“學費”將是十分昂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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