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出后沒多久，譚雅玲就指出：“金融風暴這把火是從美國而起，美國順勢而為把火引向全世界，目前看，美國只受了輕傷，歐洲受了重傷，中國受了內傷。”

    近日，在參加“文匯講堂”主題演講時，這位金融專家再次提出她的觀點：美債危機不是傳統、單純的金融危機，而是新型金融危機，透過表現探討體制、結構、地位差異，美國人的很多做法是有著長遠利益設想的。

    “美債危機”危不危？

    譚雅玲開場即指出，2008年以來，我們陷入了一輪又一輪的困惑。面對百年不遇的復雜金融形勢，一味的炒作使得輿論焦點脫離了基本原理，到處在講防范風險、預見風險，“而我個人認為，最大的問題是識別風險。如果不能有效識別風險，如何談防范？”

    她強調，這個市場看上去很亂，但其實很有規律。一方面，全球股市暴跌，石油價格下挫；另一方面，黃金價格暴漲，人民幣快速升值。這說明市場是有控制力的。那么，是誰在背后駕馭？

    不要看到價格下跌就恐慌。“危機”一詞被用濫了，會導致過度恐慌，對事件本身真實度失去有效判斷。1999年歐元啟動，當年3月科索沃戰爭爆發，歐元區就出現了債務問題，歐元在5個指標中有4個指標不正常的情況下照樣運行。為什么它現在成了焦點？連續數月的歐債危機炒作為什么并沒有使歐元出現問題？

    雖然都叫做“危機”，但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兩個概念去論證，歐洲出現的問題和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結局不一樣。多數歐元區國家是發達國家，承受力強，經濟模式、效率很高，所以雖然問題深重，但是沒有達到“危”的程度。而亞洲金融危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破壞卻是毀滅性的。

    美國的債務危機到底是不是金融危機？“根據我的工作實踐和我看到的歷史過程，它跟傳統的金融危機表現截然不同。”譚雅玲說，當初亞洲金融危機，一些亞洲國家價格全面失控，大量外資撤出，需要伸手援助。

    而現在的美國，價格有搭配，下跌有節制——股票漲時匯率跌，匯率漲時股票跌；資本不但沒有撤出，反而大量涌入——2008年9月著名投行雷曼兄弟在美國本土申請破產，被廣泛定義為美國出現金融危機，但當月流入美國市場的資本量達到1480億美元(過去常態資本流入量是數百億美元)；還有一點，美國正在有效改正自己的結構壓力——2006年前，國際金融市場的關注焦點是美國的雙赤字，2007年到現在，關注焦點是美國的財政赤字，貿易赤字從2007年的7100億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3800億美元。

    美國的文化是憂患意識強，媒體上充斥著大量的美國問題，就業、房地產、汽車業，似乎樣樣不好了，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甚至同情。“但是我們論證過嗎，美國房價下跌跟經歷過傳統金融危機的國家房價下跌一樣不一樣？”譚雅玲列舉數據說，俄羅斯、日本等國家在傳統金融危機期間，半年內房價下跌40%，有的甚至暴跌70%；而美國的房價從2006年6月的最高點到2009年12月的最低點，一共跌了32.9%。可見，美國金融市場在技術、制度和經驗上很有控制力。

    “我們有些專家學者會說，人民幣升一點兒吧，幫美國解決就業問題。這樣的道理從何而來？從輿論的渲染而來，輿論的背后是美國的國家文化，美國的國家文化背后是美國的國家戰略，美國的國家戰略背后是美國的國家利益。”譚雅玲說，任何一個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一個指標都不是單獨的。反觀中國的指標，則反映我們的戰略不足，利益不明確。

    分析金融問題除了要看國家資質，還要觀察金融機構的狀況。2008年9月，美國5家投行有4家出事，僅剩高盛一家。但去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某財經雜志年底高峰論壇上，“雷曼兄弟亞洲有限責任公司”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展板上——雷曼根本沒有死，它只是在本土申請破產，其在全世界的跨國公司都在賺錢！它體現了美國跨國公司高級階段的狀態：架構在本土，主板在海外。

    譚雅玲稱，美國1992年推出全球化，2002年推出美元貶值，這是一個戰略組合和選擇，讓美國跨國公司以最小的價格代價贏得全世界最大的市場份額。美國經濟的重中之重不是我們所以為的房產、汽車等傳統板塊，而是金融業。所以當“危機”概念來臨時，它首先保的是金融機構，其次是高科產業，因為后者是美國未來的經濟動力和支撐。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又生成了一個新的產業：新能源。從更高的視角去看，這個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其實是競爭力最強的國家。

    另外，判斷美元危不危，還要考慮金融政策的效果。“QE1出臺后，中國也調了，2008年的11月，中國需不需要調，能不能那么大幅度地調？”譚雅玲尖銳地指出，“那次調的結果，是把信心打沒了，我們需要檢討、反思。”

    美國的貨幣供應量60%在全世界，只有40%在美國境內。而人民幣供應量99%在我國境內，1%在國外。美元是自由貨幣，人民幣是本幣。透過這個角度，美國的財政策略其實是在調動全世界。

    QE2出來后，大家都說美國人瘋了，開著直升機撒錢，美元要崩潰——難道美國人沒有想到這些？有200多年金融史的美國人冒險了嗎？并非如此。“全世界的財力在增加，數量、速度的規模在發展中國家，質量、效率的結果在發達國家。美國人為什么要瘋狂印鈔票？不是應付美國自己，而是應付全世界。美國擴張性的政策是為了覆蓋全世界的財富，只有覆蓋了，才能壟斷、回流、掠奪！”

    譚雅玲認為，QE3會不會出來還是個問號，美聯儲剛開過的例會聲明稱，未來要用數量型的工具和價格型的工具并舉面對市場。“未來的美聯儲不會那么簡單，讓大家都知道它的招數，它是要通過技術的高級階段、經驗的高端階段、產品的高效階段往外收緊，回流資金，把價值財富、所有資源回流美國境內，解決財政赤字、貿易逆差問題。”

    美債問題不同于歐債

    譚雅玲強調，美債問題與歐債問題具有本質的差異。美債問題是因為美國全球擴張的戰略利益，尋求更大的競爭優勢和壟斷范圍，尤其是美債問題是試圖通過美元的特殊地位和能量進一步實現全世界的霸權控制。歐債問題則是歐洲因合作過度而加大的債務壓力，基礎不足是歐美債最大的差異所在。歐洲只有貨幣模式，而沒有經濟基礎、政治基礎，尤其是缺少財政與貨幣的統一協調，基礎不足導致合作松垮甚至將面臨失敗。

    為什么歐債問題一開始在冰島、希臘和愛爾蘭出現？冰島不是歐元區國家，希臘是歐元區表現最差的國家，愛爾蘭是歐元區12年以來經濟增長最高的國家。美國的做法就是驗證歐元的承受力，驗證市場，最終擠垮這個貨幣競爭者。

    這幾年美國不斷喧囂、渲染，擴大歐債的問題，實質就是搞散歐元區的向心力。美國成功的第一個證明是，歐盟最大成員國英國不加入歐元區了。而金融危機到現在，歐洲民意調查顯示，60%-80%的人不愿意持有歐元，德國把歐元區分為了兩類。美國未來要做的工作——也是正在做的工作，是推動德國退出歐元區。

    美國和日本是同盟國，日本政府接受美國的貨幣政策，在日企有能力承受的前提下，日元升值能讓德國產品有更多機會。所以，德國人的心態在變化，德國是未來歐元區最大的變數。譚雅玲提醒說：“千萬別說這是美國的陰謀，這是它針對美元的貨幣競爭者做出的戰略規劃，是陽謀。說陰謀，會影響我們的心態和規劃。”

    既然美元想擠掉歐元，為什么歐元到現在還沒有“死掉”？美國人還沒有做好準備，全世界也沒有做好準備。現在西班牙的失業率達到40%，如果西班牙一垮，馬上就會引爆拉美的銀行業——上世紀90年代，拉美銀行私有化進程中西班牙是最大股東。而拉美金融體系崩潰，勢必影響到美國。所以，這個時候西班牙、意大利等出現很大問題，也不是美國人所希望的，不符合其規劃的競爭局面和格局走勢。

    譚雅玲推測，最終歐元的問題一定會出現，“過去我們想象的是危機，未來我們想象的是平穩過渡，歐元自動退出貨幣舞臺”。

    我們準備好了嗎？

    金融危機發生后，“金本位”言論回潮。譚雅玲反問，黃金對應的是世界，美元對應的是美國。美國人要什么？當然是美元。她認為，美國的黃金儲備量世界第一，一旦有風險，肯定保美元，而不是讓黃金替代美元；二來用于打擊對手——歐元。金價高漲是在誘惑歐洲人出手，而一旦歐洲出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沒有了。

    “美國是借助黃金架構全世界未來金融的新框架。我們的關注框架還停留在貨幣，美國的思維已經超前了——美元是核心，黃金是籌碼，石油是工具——未來金融世界的三足鼎立。”

    12年前，國際貨幣體制中美元、歐元、日元三足鼎立；12年后，美元一枝獨霸。價格上看，美元在貶值，但是美元的價值有多強？它享有世界上唯一的市場特權——市場的份額最大，外匯市場占了80%多，股票、石油、黃金、商品、勞務、金融衍生產品等占了70%-90%。

    “有人以為，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下降了，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差，發展中國家增長很快，就提出世界經濟格局要發生巨變，美國不行了，中國很行，這樣的論點對不對？”譚雅玲再次舉出數據，美國的經濟增長雖然只有1%-2%，但是經濟總量占到全球經濟的60%。“價格和價值之間是一種錯覺，走勢和格局之間是一種誤判，對中國的經濟和定位就會出現很大混亂。”

    譚雅玲指出，人民幣匯率是所有經濟問題的主線，而這7年來人民幣匯率只上不下，跟市場所有的規律嚴重違背，“我們應該防的是人民幣的暴跌”。“外國人在炒作我們，要中國經濟硬著陸。但是人民幣匯率所有的基本要素，要以我為主，不是以別人為主。管好了我自己，就是對世界負責。”

    “人民幣應該遵循規律，主動調控。我建議人民幣一次性貶值，不見得要貶很大，而是要給市場一種提示：人民幣升值過頭了。現在吹捧人民幣升值的，是外資銀行和證券公司，因為這與它們自身產品發展態勢有關；而中國企業是不贊成升值的，因為企業利潤已經因此受損。我們曾是世界工廠第一位，現在越南、印度的產品在占據上風，我們的優勢已經因為人民幣升值受到很大沖擊。美國在華企業2010年實現，套走了匯差、利差，它們雙贏；我們的中小企業第一季度盈利卻受損，雙輸。”

    照本宣科地用加息、升值來抑制通脹已經行不通。過去的價格以需求為主，而現在是投資、投機決定價格，炒大蒜就是個明證。譚雅玲說，中國現在的問題是軌道經濟——產業鏈的偏移，第一產業鏈最弱，第二產業鏈最強，第三產業鏈扭曲。“中國的農業戰略應該把農村變為城里，而不是把農民推向城里。中國解決農業問題，不是光靠補貼，而要靠機械化、現代化、知識化、專業化、農場化。”

    現在很多人熱炒投資海外的概念，“中國到了這個時代嗎？中國西部、農村需要大量投資、社會保障需要大量投資，投資海外，超前了、過頭了！消費海外過度了！我們拿著人民幣在幫助哪一個國家拉動消費？應該國內和海外投資并行。”“我們現在處在消費走向投資、商品走向金融、生產走向資本的時代，不是憑著有錢就行，需要通過扎實學習、積累、完善，中國才能更強大。”

    譚雅玲總結說，我們的思維方式要跟進市場，有充分的投資收益，把創造的價值落實在市場，而不是急匆匆地到海外展示能量，讓別人奪走我們的財富。所謂輿論網絡都有透徹的國家利益，不能靠輿論網絡來認識中國、美國，而要通過論點、積累、觀察來識別市場風險，才能有效保護自己。(本文根據譚雅玲女士在《文匯講堂》“‘標普’風波后的中美經濟走向”演講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