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個稅調整撞了一下外地人購車的腰，更值得探討和思考的也許是，對外地人購車限令有沒有必要性，或者以何種方式進行限制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共識。

    個稅起征點從2000元調至3500元，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一點實惠的欣慰。不過，在北京229萬不再納稅的人中，那些沒有北京戶口的外地人，這欣慰或許會變成遺憾。因為這將意味著他們無法獲得納稅證明，也就無法購車。

    問題隨之產生了，購車政策該不該微調？

    理性地看，這購車政策不調有不調的理由。“連續五年繳個稅”的條件，原本就是為了給外地人購車設置一定的門檻。北京的車多，無限制地買下去，也不是個事兒。對于外地人來說，用納稅來限制，也就是要求購車者有一定的經濟能力。而“五年”的期限，則表明這個經濟能力要穩定。

    無論是從政策制定的初衷來說，還是從政策條款約定的涵義來看，這個購車政策的限制條件都仍然成立，并沒有因為個稅調整而影響了政策的指向和具體要求。換句話說，其政策并沒有因為環境的變化而執行不下去，反而對政策指向更加有利，也就沒有微調政策以適應環境的必要性。因此，在“連續五年繳個稅”這個限制條件不會取消的情況下，堅持這一購車政策，在理論上仍然是說得通的，在理的。

    然而也應當看到，個稅的調整，的確直接影響到少部分外地潛在購車人的利益。雖然合乎納稅條件也未必能買上車，因為還要參與搖號。同時，從實際看直接受影響的這部分外地人的數量其實相當有限。但至少他們的購車夢，此前可以有，此后就不一定有了。對于這部分群體來說，個稅調整的欣慰瞬間就變成遺憾，的確有點不爽。因而，從政策執行的人性化角度看，微調一下，關切一下這部分群體的利益和感受，也合乎情理。

    個稅調整撞了一下外地人購車的腰，更值得探討和思考的也許是，對外地人購車限令有沒有必要性，或者以何種方式進行限制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共識。此前北京召開有關會議，對幾百萬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將視作“北京的新市民”。“新市民”的含義即意味著無論是農民工或其他來京務工者，都和北京市民一樣享有同等待遇，這體現的是城市的進步與胸襟。顯然，這個“新市民”的含義，對于范圍更寬泛的那些沒有北京戶口的外地人，同樣是適用的。在這個意義上，不專門對外地人設置門檻，是有其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