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浙商

    知名的零點調查公司不久前在北京地區進行的一項企業界人士調查結果顯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場上的超級活躍群體，廣東商人次之。在上海，浙商達50多萬人，浙籍企業在滬投資總額、企業總數和資產總額，均居全國省市之首。不僅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甚至在歐美各國城市，到處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資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溫州路”、“義烏街”，很難聽懂的“浙江話”成了當地的本土語言。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萬浙商在投資發展。

    浙商的實力和活力從以下不完全統計名單中可以窺其全貌：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當選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開創中國私營企業家出任省級領導的先例；中國鄉鎮企業協會會長、萬向集團創始人魯冠球，是國內第一位領銜全國性行業協會一把手的企業一線負責人；在美國《財富》雜志的首次投票評選中，華立集團董事長汪力成榮登“2001年中國商人”榜首。資深企業家馮根生，是1988年第一屆中國優秀企業家20位得主中，仍然活躍在生產經營第一線僅有的2人之一；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獲選2000年《福布斯》雜志封面人物，成為50年來中國企業家獲此殊榮的第一人。2000年度，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了171家，占比超過1/3，總量位居全國第一。2001年，全國民營企業前10強中，浙江占了5家。而每一家民營企業身后，都有一個或一群身家殷實的浙商。

    創造這些奇跡的人原來是一些農民，他們被戲稱為草根版的MBA。有一本叫《浙商制造》的書這樣寫道：浙商只會模仿，不會創新；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學歷，近80％出身農民；他們的產業都是低層次的，他們的規模都很小；他們多是家庭制；浙商沒有遠大的理想，他們很保守；他們的管理像風箏一樣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他們從事的多是傳統產業，很少高新技術，浙江企業平均規模要比全國水平小1/4，浙江無一家百億規模的企業。然而，正是這樣一個群體，民營企業創造的產值，卻比廣東大一倍，成為中國第一大商幫。

    浙商之實力

    浙江現有年產值億元以上的私營企業334家，注冊資本1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3348戶。浙江省個私經濟總產值、銷售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出口創匯額、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企業戶數等多項指標，均居全國第一。

    浙江民營企業的競爭力有多大？舉個例子，溫州人做起打火機，韓日打火機企業歇業；溫州的服裝業停產，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穿衣服就會困難。據統計，全國532種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浙江有109種居第二，有154種居第三，有56種占第一。

    浙江商人對全國的貢獻不僅在于它創造了多少，還因為他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生產經營模式。在別處令人發愁的重復建設，在這里反而成了經濟發展的主要環節。在這里，你經常看到的是，如果紡織行業賺錢，幾乎一夜之間，千家萬戶都擺起了織機。聽說養珍珠掙錢，全村上下挖魚塘。在浙江出現了300多個銷售過億元的特色產業區，每一個產業專業區都有成千上萬的大小業主。這些小企業通過區域專業市場交換實現生產鏈接，獲得外部經濟規模，或通過專業化協作進入大龍頭企業主導的價值鏈。而作為大的龍頭企業，則可以通過當地極為豐富的配套資源，將生產要素競爭外部化，獲取成本和集約優勢，避免大企業病。在浙江，實現這種規模經濟，有種在以前的經濟地理學上找不到的產業模式———由優勢產業、關聯行業協作配套，以及大小業主和諧共生形成的特色產業區域，極具競爭優勢。

    浙商之性格

    “性格決定命運。”法國經濟學家佩雷斯特經過半個世紀的研究宣稱，“精神氣質在一個地區的發展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這一點在浙商身上表現尤為突出。

    敢闖敢干，埋頭苦干，不怕失敗，是浙江商人的普遍特點。溫州人起家靠家庭工廠，全家總動員。溫州人看到有生意可做，第二天就弄臺機器干起來，機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倉庫里，行了，再蓋廠房，做大了才請管理員，溫州人就是用這種方法換取效率，把握市場機會。溫州人有10萬元，絕不會像其他地方人只用5萬元投資，留5萬元備用，而他們不僅把10萬元全投入，而且還要貸款，以便在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許多人不惜失敗后再重操舊業。但他們普遍有一個特點，做老板，不是打工，寧為雞頭，不為鳳尾，哪怕是養鴨種香菇，也要做承擔投資風險的業主。

    刻意低調，不怕知名度低，這也是他們的典型性格。他們不喜歡見記者，在一些重要場合，如上千萬元的捐款儀式上，只是派代表參加，上級領導考察，不一定要趕回來陪同。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央電視臺1998年抗洪救災晚會上，杭州未來食品公司老板蔣敏德捐款百萬元，面對全國觀眾只說了一句話，我是浙江富陽的一個個體戶。既不說自己是誰，也不說企業的名字和自己的產品，在別人眼里多好的宣傳機會，就這樣白白放棄了。他們的經營手法平實，不重形式技巧。浙商給人的印象普遍不善表達，不善創造概念和新名詞，浙商重操作，理性化，肯吃苦，謹慎的冒險（謹慎度與企業大小成正比），節儉，愛學習（更多的是觀察別人的言行而不是在課堂聽老師講課）。尤其是埋頭苦干的浙商，在障礙和困難面前，自強不息。仔細看看，在全國有名的破產案中，很少有浙江的企業，即便是小的企業，破產的也不多。

    浙商之文化

    歷史上出過“晉商”、“徽商”，但他們最后都消失了，而延續到現在的只有浙商。這和他們所處的地域文化是分不開的。一些專家認為，浙商推崇的是義利與功名并存，義和利結合得比較好，浙商給人的感覺既精明又務實，而不是像中原文化推崇“君子取義，小人取利”，對財富不太重視。浙江地產豐富，交通便利，鴉片戰爭后較早開埠通商，物資交流頻繁，這些是使浙商崛起的關鍵因素。

    浙商務實，特別能吃苦。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他們不會因為事情不體面就不去做，在他們的眼里，只要能掙錢，再苦再累也照樣去做。在全國的小商品市場中，浙商就占很大比例，溫州商人最愛講的一句話就是，“走過千山萬水，歷盡千難萬險”去做成一件事情。他們做的行業很雜，小到山貨、海貨、打火機、紐扣，大到機械、房地產、輪船等。這些商人，絕大部分都不是做第一種生意就成功的，往往是換了很多行才做成功。這韌勁別地方人無法比。

    浙商的同鄉意識、地域觀念非常強。在歐洲市場發生打火機反傾銷事件時，浙江當地民間商會就站了出來，維護浙商的整體權益。

    浙商之貢獻

    在一些地方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過去我們給浙江人講革命道理，現在浙江人給我們講發展道理。”浙商對各地經濟做出了積極貢獻，已經成為各地經濟發展的示范。據統計，浙江人在山東投資人數達4.05萬人，在江蘇省的投資人數有6.46萬人，除了民資雄厚外，更重要的因素是浙江企業機制靈活，理念先進，善于市場運作。據南京的浙江商會統計，該會會員每年為地方創造稅金1億多元，并熱心公益事業，捐助已達300多萬元。

    經濟學者說，浙商正在引領中國民營經濟。到目前為止，浙江的產業向省外轉移已經有序展開。而且投資方式從單槍匹馬變為集團作戰。例如，由現代聯合控股集團、傳化集團牽頭，義烏中國小商品城、中國五金城、中國皮革城等10多家大型民營企業共同投資的山東現代國際物流港項目，總規劃用地面積6000畝，建筑面積302萬平方米，總投資53.65億元，建成后預計年銷售額達220億元。

    據統計，自“九五”以來，浙江至少有7000多億元民間資本進入全國各個領域。“無浙不成市”，浙商成為全國人數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廣、影響最大的經營者群體。他們帶去的是實干聰明的企業家精神，留下的是為當地創造出的就業機會和稅收。他們的觀念和思路，是一棵啟蒙的種子，這是浙商對全國的貢獻。一位西部省份的負責人說，假若浙江商人全部撤出，好多市場就會關門歇業。

    后WTO時代的浙商

    正當浙商縱橫四海的時候，經濟界和學術界都發出了一個疑問，浙商會像以前“晉商”、“徽商”一樣走向消亡嗎？

    應該看到，浙商外出經營走的是一條自發、自闖、自助的路子，但態勢強勁的同時也存在著習慣于單打獨斗的局限性。另一方面，雖然近年來浙商企業呈現從流通到生產，從產品到品牌，從品牌到網絡的優勢，但多數浙商外出是受到后發省份優惠政策的吸引，產業層次偏低，多數集中在房地產、商貿流通行業，而高新技術產業、要素產業介入不多。有的是圖優惠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有的是低位轉移、異地重復，浙江扔掉的，外省再撿過去。

    一些專家認為，浙商應該有危機感。過去是靠膽子，現在還要靠腦子。靠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已經行不通了，靠無序競爭挖第一桶金也已不現實了。浙江有不少企業積累了三五百萬資產，就認為原始積累完成了，這個想法是危險的。浙江的企業在完成實物的資產積累以后，必須先人一步努力積累無形的、自主的知識產權，企業的自主知識產權主要包括不同于他人的核心技術專利，不同于他人的品牌價值。

    但也有人認為，即使到了全球統一市場的時候，不同區域文化背景下的市場還是會呈現出極大的差異性，也就是“水土”問題。浙江地域文化個性鮮明，重商思想以一貫之。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本土化的東西，才有全球化的價值。而且浙江企業已開始走出去，目前，大規模的企業擴張已經開始，魯冠球和汪力成已經在美國收購了包括3家上市公司在內的20多家企業，開始擺脫家族制，放眼全世界，真正做大做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