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中國政府承諾：金融危機過后，中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將轉向對消費的拉動。

    中國的確需要拉動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來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細細品味，如果過大力度地拉動消費，搞不好就會落入一個巨大的經濟“圈套”。

    上一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雙方達成了一項共識，就是大家都認為“美國人消費過度”，而中國人消費不足；相應的，美國人儲蓄率過低，而中國人儲蓄率過高。雙方認為，正是這個問題，導致經濟失衡。所以，中國需要提高消費，減少儲蓄；而美國需要減少消費，提高儲蓄。

    筆者一直反對這樣的看法。表面上看，中美兩國的統計數據確實存在這樣的“反差”，中國儲蓄近30萬億人民幣，而危機前，美國的儲蓄是負值。但是，我們究其原因后不難發現，這其實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

    按照央行行長周小川的分析，美國本輪低儲蓄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而東亞國家儲蓄率提高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儲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兩者并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

    為什么美國會出現過度消費，儲蓄不足？這與美國實體產業大量轉移，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消費所致，更重要的是，美國可以印鈔票購買別國商品——也就是“美元霸權”的直接后果。相反，中國的儲蓄過多、消費不足只是表面現象，這是省吃儉用的文化背景，以及社會保障不足等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中國真得儲蓄過多嗎？筆者認為不是。首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主席樊綱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的儲蓄大都不是居民而是企業創造的，2002年之后中國儲蓄大幅增長就是這個原因；其次，中國20%的人創造了80%的儲蓄，稍加計算便可以得出中國80%的人儲蓄不足6000元，有人甚至沒有儲蓄。所以，中國不是儲蓄過度、消費不足的問題，而是大多數國民根本沒有消費能力。而認為中國儲蓄過多導致美國消費過度的說法，完全是牽強附會。

    而且，增加消費的前提是增加收入。如何才能有效增加中國人的收入？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比如增加社會保障，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最低工資標準，給予消費者一些補貼等等。但是，這些做法除了增加社保以外，其他必須是“適度而為的事情”，基本屬于短期政策。

    尤其是提高工資標準問題（這是很多國人關心的），如希望借此“拉動消費”，則面對的是一個悖論。我們必須明白中國的國情。第一，人口多，就業壓力大；第二，經濟以制造業為主體；第三，出口加工占比非常大，也是中國大量勞動力的主要收入來源。基于這三大國情，中國人的國民收入不可能快速提升，因為那意味著勞動力成本的大幅提升。

    上游的勞動力成本提升后，下游的資源價格卻控制在美國人手里，如果國內勞動力價格再形成上漲剛性之勢，結果會使中國實體企業的成本大幅提升，如果最終消費品價格受到產能過剩的制約，那中國企業勢必大量倒閉。

    所以，中國如果依靠大幅提高國民收入去拉動消費，其后果是，國民將更大程度地失去工作，失去收入，失去消費能力。

    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總量很大，但人均水平還遠遠沒有達到消費社會的階段。從人均GDP角度看，也僅僅是極個別的城市達到人均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所以，中國的經濟構成主體依然是投資，最多是以投資帶動消費的結構，而絕不可能是以消費為主，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也自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