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極為復雜的2010年面對諸多“兩難”問題。那么中國經濟的“兩難”問題難在哪？

    “兩難問題增多”成為決策層的共識。今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兩難問題增多”。5月13日至14日，溫家寶在天津調研時再次指出，當前國民經濟繼續回升向好，但國內外形勢仍然極其復雜，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不少，必須冷靜觀察、沉著應對，深入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切實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由此可見，“兩難問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體現。“兩難”的矛盾癥結在哪？如何破解？

    矛盾一

    控房價與保“支柱”

    在高房價就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時候，房地產作為我國經濟重要支柱產業的位置卻從未動搖過。

    近期，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表示，雖然房價高漲帶來了社會對于房地產泡沫的擔憂，但房地產作為我國經濟重要的支柱產業，一點也不能動搖，不但不能動搖，還要進一步發展。

    此觀點即出，房地產的“泡沫論”與“支柱論”的紛爭，再起硝煙。

    “房價高企可以刺激投資，但同時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造成收入分配嚴重失衡，更為嚴重的是，這也給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帶來破壞。但是如果房價降低了，老百姓是買得起了，相應的就會削弱或減少房地產業發展的能力，這對國家來說是個兩難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針對姚景源提出的房地產是我國的支柱產業，袁鋼明認為，“在熱點產業不多的情況下，房地產成為一個龐大的市場需求，不但填充不了，還供不應求，所以，房地產成為了中國經濟強有力的經濟增長點。”

    中國人民大學土地管理系副教授曲衛東也認為，中國目前處于城市化進程的高峰期，房價上漲一定程度上是由供需來決定的。房地產成為我國支柱產業已是不爭的事實。

    曲衛東認為房地產作為國家支柱產業對國家的好處多多，因為只有高房價才能有高地價。現在地方財政50%以上的稅收都交給了中央，如地方財政沒錢，就可以通過土地出讓獲取出讓金，這成為地方政府獲取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所以，高房價雖然對老百姓很不利，但卻是解決政府財政困難的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

    但是上述表述還是得到專家的反駁。

    袁鋼明認為，要解決“高房價和房地產支柱產業”這個兩難問題，關鍵在政府，政府要毫不猶豫地壓低和控制房價過高，開征物業稅無疑是一個好辦法，“開征物業稅就能抑制投資人的投資需求，那些人就不會去買房了，買房的需求一旦下降，房價很快就下來了。”

    矛盾二

    保增長與控通脹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4月份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長2.8%，距離今年的通脹管理目標3%僅一步之遙。這個數字讓當局者躊躇：貨幣政策如何在管理通脹預期的情況下兼顧經濟增長。

    這個“兩難”問題首當其沖的表現是：全年設定3%的通脹管理目標存在爭議。

    3月20日，姚景源在2010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CPI上漲控制在3%左右是一個難度比較大的指標。但他也表示，在宏觀調控作用下，最終能夠完成和實現這個指標。

    袁鋼明的表達則更為直接，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3%這個指標定得太嚴格，同時給政府調控也增加了難題。因為CPI一旦超過3%，按政府的目標就會緊縮貨幣，而一旦緊縮貨幣，企業就會倒閉，隨之失業率就會增高，農民收入也會下降。”

    但相關資料顯示，近期國家發改委先后在5月14日、19日、24日三次談到了物價問題，認為3％的目標可以實現。

    而要保增長與控通脹并行，卻是個難題。

    “現在主要問題還不是防止通脹，保增長的需要優先于控通脹。現在政策的著力點還不是要下大力防通脹，而是要調結構使得經濟增長保持一定的速度。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調整結構，必然會有一定幅度的通脹，但通脹幅度不會太大。”首都經貿大學財政稅務學院焦建國教授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

    矛盾三

    保增長與調結構

    溫家寶總理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強調，要積極推進結構調整，處理好保增長和調結構的關系，把握好結構調整的力度、節奏和方式。

    調結構的寓意就是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是我國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關系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苗圩日前也在公開場合表示，經濟結構調整包括第一、二、三產業的調整，區域結構的優化及收入分配結構、社會保障制度的優化等，范疇很大。他說，“結構調整好了能更好地增長，結構不調整不優化，想達到增長目的也難。”

    然而，結構如何調整也是眾說紛紜，從何處首先著手，力度和方式如何選擇更是難以拿捏。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韓康認為當前經濟結構失調主要原因是重化工業增長過猛，項目攤子鋪得過大，供求關系失衡。可以說，重化工業增長過猛是當前結構矛盾之源。

    韓康認為，重化工業增長過猛，是投資對消費增長產生擠壓的主要因素。而投資與消費結構不合理，是當前國民經濟結構的一個核心問題。相關資料表明，在2003年―2008年，我國投資率從41%上升到43.5%，居民消費率卻從56.8%下降到48.6%，2007年僅為35.4%，比1985年下降了17個百分點。

    袁鋼明認為下一步調結構的方式，可在短期內把錢投到農業中去。“如果在短期內把錢投到農業中，相對來說，工業或者某些城市方面的資金就相應地減少，這種情況下，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就相對減少。但是由于我國農業太薄弱，只有加強了農業，提高農業收入，才更有利于經濟增長。”

    矛盾四

    提高居民收入與增加國家、企業收入

    5月24日、25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署名文章談收入分配問題。

    國家發改委相關人士稱：“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在制定當中。”

    據悉，這份文件發軔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間舉行了6次征求意見討論會，始終未能與公眾見面。多次參與收入新政征求意見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牽涉到各種利益的博弈，這是其遲遲未出臺的最大原因。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遲遲未出臺，在袁鋼明看來，主要存在兩個兩難矛盾：一是“提高勞動者收入和國家財政收入減少”的矛盾，二是“提高勞動者收入和企業收入減少”的矛盾。

    國家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又擔心國家的財政收入減少。因為國民收入就兩大部分：一是居民收入，二是國家和企業非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提高了，就意味著非居民收入會減少，這是一個兩難問題。袁鋼明分析說，“解決這個矛盾很簡單，就是改變觀念，站在勞動者的角度，以提高勞動者收入為解決當前矛盾的主要出發點。如果以這個為目標，就不是兩難了。”

    矛盾五

    擴大赤字與增加稅負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0年中國擬安排財政赤字10500億元。這一規模較去年的9500億元赤字又擴增了1000億元，刷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年度赤字紀錄。

    在全球經濟復蘇仍面臨一些不確定性因素的背景下，中國赤字規模首次突破萬億元關口，意味著積極的財政政策力度仍然強勁。

    毫無疑問，巨大的財政赤字可以擴大投資、改善公民的社會保障。據業內人士分析，在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沒有明顯升高或者財政收入沒有明顯增加的情況下，擴大財政開支必須要用赤字的辦法，如果不用赤字，就要擴大稅收。

    但是如果增加稅收，難免把國家給予民生的好處被稅負抵消了，目前國家積極倡導減稅的政策也會成為“紙上談兵”。

    “赤字會造成財政的壓力增大，總是要轉移到稅收上，要增加各種各樣的新稅種，還有可能提高稅率。即便不減稅，也會把還有一些空間和靈活度的稅收加以強化，實際上造成老百姓的稅收負擔加重。還有一種可能是，這個增加了的赤字，讓未來或者下一代還這個錢。”袁鋼明說。

    矛盾六

    貨幣的收緊與寬松

    現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出現了兩難境地：信貸的大量投放，一方面造成市場流動性充足，股市、樓市過熱，泡沫出現，金融風險顯現。而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和農業生產資金仍然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收緊貨幣，必然直接收緊到缺資金的中小企業和農業上，使其雪上加霜。如果繼續實行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必然造成股市樓市資產價格膨脹，最終釀成金融風險。

    中國貨幣政策進入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抉擇、把控時期。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為拉動我國經濟回升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時也給通貨膨脹預期提供了貨幣基礎。

    尹中卿認為，大幅度投放基礎貨幣和天量貸款所產生的流動性對物價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被CPI和PPI所覆蓋的普通商品價格上，也表現在以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為主的資產價格飆升上。他強調要抑制資產價格過度膨脹。通過適度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增加股票保證金交易限制、提高非保障性住房抵押貸款條件、實行差別化利率調整等政策工具，對2010年可能出現的資產價格暴漲進行制約。

    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專家委員樊綱則表示，“中國容易產生泡沫，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一些體制不健全。”

    樊綱建議，首先要增強預見性，及早作出調整，不要等到泡沫形成再調整。目前，中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些調控政策，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從供需兩方面，借助控制按揭貸款、杠桿率等金融政策和工具，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從而更好地應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