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要素
　　前面我們用高度抽象的措詞討論了生產要素的需求；這種討論沒有考慮各種生產要素的具體特性，也沒有給以命名，其原因是，在需求方面，似乎不存在有經驗的分類，作這樣的分類似乎也沒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有用的分類因問題的不同而不同。在需求方面，對要素分類的主要考慮是生產中的替換性。單個要素由若干個這樣的單元組成，即它們被認為是在生產中完全可以被替換的東西；不同要素則由這樣的單元組成，即它們不是完全可以被替代的。對有些問題來說，區分出許多不同的生產要素是值得的，而對于其他問題則很少需要加以區分。
　　傳統上認為，供給條件為用特殊的術語區分生產要素提供了較為堅實實際的、具有經驗性意義的基礎。古典經濟學家區分出三種主要的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他們認為土地是一種永久性的，不能再生產的資源，其數量是固定的，因而從整體而言對經濟的供給是完全無彈性的。他們認為資本是一種可再生產的資源，其數量可以通過審慎的生產活動而改變，因而資本的供給并不是完全無彈性的。事實上，他們一般認為這種供給彈性很大。與資本一樣，他們認為勞動是可再生產的和可以擴張的，而且，從經濟發展的全過程看，勞動供給的成本是不變的。但是要把它與資本區別開來，因為它具有二重身份，既是生產資源，又是最終消費者。
　　產生這種三分法的根源，無疑是古典理論發展時期所特有的重要社會問題，以及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社會結構?，F在也許對于某些問題來說，將土地與其他資源區分開仍是重要的，但對于大多數問題來說似乎已無關緊要。在當前大多數重要情形下，無論從與經濟相關的哪個角度講，土地都是不能與資本的其他形式區分的。土壤的生產能力可以通過灌溉、施肥之類的成本支出而生產出來，顯然不是永久性的。即便是通常意義上的地租在總收入中所占比重，在發達國家里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比過去下降很多。
　　從廣義上說，作為生產力源泉的資本，有更多的話要講。我們稱之為勞動的大部分生產力顯然是有意識投資的結果，同機械和建筑物一樣，都是生產出來的。人類生產力可以代替非人類生產力，只要花費一定的成本，人類生產力可以生產出來，以取代非人類生產力。事實上，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投資中越來越大的比例趨向于采用人力資本形式。所謂財產收入總的來說在愈是發達的社會里，在總收入中所占比例愈小，盡管同時物質資本的絕對數量大了許多。例如，它在美國所占的比例小于緬甸或印度，也許還小于法國或英國，還可能小于一百年前的美國。
　　盡管我們認為所有生產性服務的源泉均可視為資本，我們的社會和政治機構基于實際需要卻認為，兩大類資本范疇——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之間的許多方面，存在著重要的區別。我們可以通過研究馬歇爾關于特殊的勞動“特點”的論述，來探索這種區別的重要意義。在他看來，這些特點使勞動區別于其他要素。他列出五個特點：
　　1．“工人出售其勞動，但保留自己的資本”。
　　2．“勞動的出售者必須自己送貨”。
　　3．“勞動是會消失的”。
　　4．“它的出售者在討價還價時常常處于不利的地位”。
　　5．“提供額外的特別本領需要很長時間”。
　　正如馬歇爾所承認的，這些特點的前兩種的立足點，與其他幾種頗不相同。勞動易消失是指（人類具有的）勞動服務源泉的貶值，這主要取決于時間，而不是使用率。如果今天的勞動服務未被使用，它們并未被異常迅速地貯存起來，到了明天并不會有相應更多的勞動服務。而這一點與非人力資本同理。比如橋梁、道路或機器，它們所提供的服務，會隨著時間的延續而貶值，從經濟角度上說，比如汽車，它的自然特性在被廢棄時仍能夠保存，但其經濟價值卻不能。
　　此外，討價還價的劣勢絕非如馬歇爾所指出和經驗所充分顯承的那樣，總在勞動的一方。只要在這方面存在著任何體制上的差別，它總好象是第一條的間接結果。由于非人力資本可以買賣，因而借用這種資本比借用預期能夠獲利的人力要容易，并可以通過出售其一部分來取得資金。而這一點，于人力資本卻不可能。更為概括地說，任何形式的“討價還價”問題的產生，只能是在市場不處于競爭時，事實上，更嚴格地說，是在市場的買方和賣方都不處于競爭狀態時才會發生。那么，討價還價的優勢取決于哪方是壟斷者，或者如果雙方都是，則取決于各自相應的壟斷力，而從這一點很難知道它本質上取決于所討論的資源是否為勞動。
　　另外，第五條至多是個程度問題。其他形式的資本同樣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只要想一想蘇伊士和巴拿馬運河，以及早期無線電、航空和電視業的投資就明白了。
　　第一二條的立足點是不同的，因為它們源自我們社會的基本制度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只有在奴隸社會才會消失，而且僅僅是對奴隸而言，如前所述，人力資本在我們這個社會是無法買賣的。這一點說明人力資本一般說來不能像非人力資本那樣很好貯存，以備緊急之用。其結果是，人力資本收入在既定的總收入中所占比例越大，一般說來想節約的愿望也就越強。
　　“一般說來”這一限制詞必不可少，原因是這些論述只有在人和財產具有足夠的安全保險時才能成立，對于那些時常處于或自身感覺時常處于財產被沒收或自己被驅逐出居住地危險境地的人們來說，人力資本的貯存比非人力資本貯存要好得多。比如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難民，60年代的古巴難民和1975年的越南難民具有一般人類技能的人——如內科醫生——比擁有大量財產的人的應急準備要好得多。更早些時候的例子是：在這種情形下人力資本的優越性足以說明猶太人在長期流浪時期注重教育的一個主要原因。
　　人力資本不能買賣的第二個結果是減少了市場力量在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范圍。在一臺機器上投資的個人便能擁有該機器，并能保證從投資中獲得報酬。而在他人身上投資的個人卻無法獲得這種保證。人們在自身投資或在其子孫后代身上投資時所具有的刺激性不存在于機器投資上。于是乎，相對于非人力資本而言，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不是過少便是過多。
　　最后，人力資本源泉不能買賣這一點是馬歇爾用以說明第二種特點的基本理由：正因為如此，勞動力的出售者必須自己運送。但是，這點說明了非金錢方面的考慮與人力資本的使用有關，而這種方式一般不存在于非人力資本，比如，土地的擁有者無需考慮土地的使用方式是否“愉快”，又比如一匹馬的主人無需考慮他給馬的工作是否“有趣”，只要這兩種工作在土地和馬的生產力方面含有同樣的結果，而在另一方面，勞動力的主人卻需要考慮勞動者的興趣和愛好。事實上，他必須制定一個連帶式合同，他在出售勞動力時候，必須連帶考慮工作條件和工作興趣性等。
　　這些適合于人力資本的特殊考慮會影響到對其應作進一步的考慮，于是我們要轉而考慮勞動力在總體上的長期和短期供給，然后是不同職業的勞動供給。類似的考慮在其他要素中卻沒有必要。

 
　　勞動的整體供給
　　勞動當然不是同質的：一個挖渠工人的一小時勞動與飛機駕駛員的一小時勞動是不相等的。然而，我們卻總是能夠想法以某種假定的工資率結構和將不同種類勞動相加的某種慣例來設計勞動供給的一般曲線。例如，我們可以用一個固定的工資系數來確定工資結構，然后用這些系數將實際勞動小時數換算為“相等”的小時數。如果我們假設飛行員的工資固定為挖渠工人的10倍，那么飛行員的一小時勞動可視為與挖渠工人的10個勞動小時相等。通過這種方法，我們可以想象供給的總體的勞動小數為各種工資率結構指數的函數。比如挖渠工人的工資率結構，我們承認在每一種工資率結構下，總供給量實際上由挖渠工人的若干勞動小時數和飛行員的若干勞動小時數等等組成，由此推斷，我們從不認為相對工資率結構實際上是拋開經濟體制或工資率水平制定的，我們僅僅是把問題分別開來，然后一個一個地去考慮。
　　一般來說區分兩種勞動供給曲線似乎是合適的：在給定一定能力和一定人口數量下的勞動供給——即短期供給——和不帶這種限制的勞動供給——即長期勞動供給。后者顯然包含一個人口“理論”問題。
　　短期勞動供給
　　我們所給定的條件顯然表明，對于任何意義的短期勞動供給都是完全無彈性，24小時與人口數之積便是每天勞動可供量——如果我們忽略對不同質勞動的修正的話。可是，我們感興趣的問題顯然不是關于任何意義的勞動供給，而是可以通過市場而使用的勞動供給。那么，從根本上說，我們關心的是決定提供給市場銷售的這部分勞動力要素。
　　在現代社會里，這個部分相對較小，因而其變化的余地相當大。大約人口總數的一半被劃入了“勞動力”，而這些人只將其總時間的極小一部分用于市場活動——大約為1/4時間。此外，這個部分無疑隨著時代的不同和國別的不同而發生較大程度的變化。
 
　　關于短期勞動供給曲線的最廣為接受的假定也許是，如圖11．1所示，是一條在某些工資率之上向后彎曲的曲線。這條曲線上的每一點應理解為表現了在給定價格條件下提供的最大數量，這正是負斜率部分被解釋為“向后彎曲”而不是“向前傾倒”的原因。大量的歷史數據均證實了這一結論。首先，隨著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實際工資率的不斷增長，每周的平均勞動小時數卻呈減少趨勢，且勞務市場上的童工部分要呈減少趨勢。婦女部分未見有系統的變化，可能是增長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對供給曲線作長時期的觀察，就會發現它們會導致一個向后彎曲的部分。不發達國家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證明，在那些國家里，常見的現象是，在工資率相當低的基礎上，每小時工資率的增長將導致工作小時數的減少。那里的人們似乎只希望得到一筆錢，而不考慮他們需為之付出多少勞動；如果少工作幾小時亦能獲得那筆數額，他們就少工作幾個小時。
　　關于供給曲線向后彎曲部分的理論上的解釋是，隨著勞動力需求量增長而導致的實際工資率增長有兩個效應：（1）由于一小時閑暇的成本是在這一小時所能獲得的工作，因而使閑暇變得更加昂貴。這是替代效應，其自身能導致增加工作小時數的趨勢。（2）如果個人將工作相同的時數，則實際工資率的增長使其實際收入增加，這將導致該人購買更多種類的商品，包括閑暇。這是收入效應，其自身能導致工作小時數的減少，除非閑暇沒有好處。那么理由就是，超過某點，收入效應支配替代效應。其結果表現為，人們工作小時數減少，輔助性工人（如兒童等）從勞動力中退出等等。這樣的解釋顯然說明，在很大程度上問題取決于通過市場用錢所購買的商品價值，這些商品可以通過非市場性活動獲得。在原始社會，使收入效應占絕對優勢的最初的低工資率，反應出對市場商品缺乏了解，嗜好范圍狹窄。隨著嗜好的發展和知識的傳播，收入效應支配的點便呈上升趨勢。
　　對于以上這樣的分析有時會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人們并不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工作小時數；這是一種個人非取必舍的制度性論點。這種反對意見幾乎完全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我們已經看到，大部分調整會采取調整人們在勞動力中所占份額的形式。其次，甚至在任何給定時間里，一個特殊的個人都會留有余地。他可以選擇加班或不加班，一年中休假多些或少些，可以選擇工作小時數符合其愿望的職業或雇主，如此等等。但這些都不是基本的謬誤。重要的是，個人如同是位完全的競爭者；單獨就每一個個人而言，每周工作小時數可能是固定的，然而，所固定的小時數正是每一個個人作為一個整體選擇的結果。任何時候，如果在給定工資率基礎上，這種平均的時間水平超出人們所愿意付出的水平，則表明任何一個雇主，如果他縮短工作時數并調整到工人愿意接受的水平，便能比其他雇主具有更大的雇傭吸引力。由此，他可以吸引更好的工人或以較低的工資率吸引工人。因此就會刺激雇主們將工作條件和時間調整到工人們愿意接受的水平。（用我們前面的術語說，由于買賣的連帶性，雇主既是勞動力的購買者，又是工作條件的出售者。）這種競爭的結果是允許個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工作小時數。
　　我們討論的供給曲線是短期曲線，假定人口不變，我們已談到實際工資率水平的選擇效應，在這里每種工資率水平都被認為是不變的，也就是說將繼續下去。顯然，由暫時的高工資回復到低工資，比起永久性的高工資，其反應是有很大差別的。暫時的高工資比永久性的高工資似乎更有可能誘導固定人口數中勞動數量的增加，因為它有很強的誘惑力，使人們抓住這個良機提供勞動服務，寧愿以后清閑一些。
　　在這一點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經驗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當時在人口中的勞動力部分以及平均每周工作時間，都遠遠超過戰前時期。乍一看，這一增長似乎沒有能夠反映出對認為是暫時的較高工資率的反應；貨幣工資大幅度增長了。但物價亦是飛速上漲，有公開的漲價，也有通過產品質量下降而間接的漲價，因而每個單位時間的平均貨幣工資，消除經修正質量下降確定的消費產品價格指數上升因素后，或許根本沒有上升，甚至還可能下降了。有些經濟學家通過引用貨幣幻覺的觀點解釋穩定不變的實際工資與增加的勞動供給數量之間明顯的矛盾，也就是說，勞動力的提供者就名義工資率而不是實際工資率作出反應。如果出現例如名義物價和工資都加倍的情況，他們會作出不同的反應。
　　然而，引用類似于貨幣幻覺這樣的“提醒詞”來解釋這一現象是沒有必要的。實際工資顯然未漲這一點本身就是幻覺，在這方面，有兩點能夠立即予以合理說明。首先，許多額外進入勞動市場的人員，在現行實際工資率條件下，過去是無人被雇傭的；即使平均工資率沒有上升，他們能夠得到的實際工資率增加了。的確，分別從每個人看，實際工資率可能是上升的，而平均工資可能保持不變。其次，人們完全可能認為戰爭期間消費品價格上漲是暫時的，戰后會恢復到戰前水平。他們從工資中節省下來的部分會由于所預期的戰后價格水平而不是戰爭期間的價格水平而緊縮。但如果是這樣，便可看到，實際工資——正如接受這一工資的人們所推測的那樣——相比之下較高。這一點將由單按現行價格實行緊縮的狀況所表明。這第二種力量尤其重要，正如前面所討論的那樣，所提供的增加的那部分勞動力，其目的在于利用這一暫時的機會，這將導致勞動者把計劃收入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存下來，這一點使得預期的將來的物價水平極其重要。許多事實間接地證實了這一解釋，其中尤其是戰爭時期存下來的異常大的收入，和這些儲蓄采用以名義價值確定的資產積累形式（如政府債券、現金等），而不是股票或實際商品。當然，對將來物價水平的預期最后是令人失望的，然而，對將來的錯誤預期與對目前的幻覺是非常不同的。

　　長期勞動供給
　　如果我們轉向長期勞動供給問題，必須分析實際工資率對人口規模及其具有的素質和技能的影響。換言之，我們需要一個人口理論和人力投資理論。很顯然，這兩種理論是相關的，通過增加勞動者人數或增加對每個勞動者的資本投入均可產生更多的勞動力，為簡單起見，我們用人口規模描述下面的討論，盡管討論中的很大一部分也適于對人力的投資。
　　起初，人口理論被認為是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馬爾薩斯人口理論是古典經濟理論的基石。在人口理論的最初形態里，馬爾薩斯理論認為，勞動是資本的一種形式，與其它資本一樣，花費一定的成本支出，它可以被生產出來。這就是說，勞動是在穩定的成本條件下被生產出來。而這個穩定成本的水平是為保持勞動者所需的最低生活標準。如果工資提供了高于這一水平的生活標準，結婚就會提前，出生率會上升，死亡會下降，人口趨向增長，反之亦然。通過這種形式，該理論引出一條完全有彈性的長期勞動供給曲線，如圖11．2所示。圖中的OW是提供最低生活標準的工資率。
 
　　即便是這種粗略的形式，該理論也與久經觀察的現象保持一致，有些現象在馬爾薩斯時代使存在，更多的則是在他之后的經歷。菲律賓和波多黎各就是一些極其典型的例子。美國在半個世紀里對菲律賓進行了大量的投資，隨之而來的是人口大約增加了2倍，平均生活水平沒有或幾乎沒有變化。同樣，美國對波多黎各增加的援助，尤其是1933年以來，其主要后果就是人口數量的飛速上升。此類例子舉不勝舉。
　　同時，如果OW被理解為主要是從技術上確定的數據，則西方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經驗與初始的馬爾薩斯理論相矛盾。在這些國家里，實際工資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極大地增長了。的確，人口也增長了，但其增長幅度遠遠達不到與實際平均收入所得相抵的程度。
　　這一明顯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矛盾，導致經濟學家對該理論的否定，事實上，主要導致了經濟理論對人口理論的排斥。據說人口主要取決于大量的非經濟方面的考慮，而這些考慮內容不在我們的能力范圍或興趣范圍之內。為了我們的目的，我們承認人口問題，并把這個問題留待人口統計學家、社會學家等去解釋。近來，經濟學家們再次表現出對人口的興趣，再次關注將人口理論與經濟理論融為一體——這是一種值得鼓勵的發展。
　　要致力于研究出一種人口理論，使之既與西方世界的經濟相一致，同時又符合總體經濟理論，方法之一是重新檢驗馬爾薩斯理論，并用更精確的方式去解釋。代替馬爾薩斯理論的本質，將是承認一個技術上確定的人類生產成本的存在，我們可以把人口理論的本質看作是這樣一個觀念，即人類的生產似乎是由報酬和成本的差額確定的一個深思熟慮的經濟選擇。從這個角度看，兒童可被視為具有雙重性：首先他們是一種消費物品，是支出人們的收入以獲取滿足的一個方式，是對購買汽車或家庭服務或其他商品的取代；同時，他們是經濟活動所生產的一種資本物品，是對生產機器、房屋或諸如此類的物品的取代。
　　被視為消費品時，所生產的兒童數量由撫育兒童的有關費用與購買用于各種用途的其它商品可獲得的收入以及各人的情趣喜好等相對比而決定。最初，非經濟力量會介入決定人們的情趣和愛好。被視為一種資本物品時，所生產的兒童數量由這種資本物品預期能獲得的報酬與其他資本物品相比，以及生產兒童和其他資本物品的有關成本決定的。這種資本物品與其他物品有一個重要區別是進行最初的資本投入的個人占用報酬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兒童是一種連帶產品，意即兩種考慮要結合起來：兒童作為資本物品的報酬可視為減少了他們作為消費品的成本。如果沒有這種因素，則十分顯然，人力資本總投資的嚴重不足在一個自由社會里將是幾乎不可避免的。
　　從這個更廣闊的觀點看，圖11．2中的OW不應視為一種技術上確定的數據，而是剛才討論的因素的頗為復雜的結果——這種現象在馬爾薩斯時代對OW的描述中強調為“常規”最低線，同時強調通過改變人的情趣和價值觀使之提高的可能性。
　　按照這些觀點，西方世界的人口沒有像初始的馬爾薩斯理論所論述的那樣快速增長，這也許已反映了兒童的成本相對于他們的報酬增加了，甚至不需要情趣的改變。這里，使人聯想到大體按此思路發展的幾個因素。（1）城市兒童的撫養成本顯然高于郊區，而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包含著大量向城市的轉移。（2）城市兒童作為資本物品的報酬也低于鄉村兒童，因為一般說來他們在少兒時的價值更小，并且，更多的人在少兒時便可能停止將通過生產性使用所獲得的報酬貢獻給家庭。（3）隨著工業化所產生的松散的家庭紐帶，使兒童作為一種提供失業保險和老年保險的價值降低了。（4）隨著實際收入的增長，兒童作為消費品較之其作為生產要素要重要得多——也就是說，兒童作為一種消費品而產生的服務是一種超級物品。但這一點說明兒童就學時間更長，置身于勞動市場之外的時間更長，這樣便減少了兒童對家長的報酬，增加了成本，使得兒童比其他消費品更加昂貴，以上所列并非旨在徹底論述，而是旨在說明，顯然有些抵消的因素也需包括在內。
　　修改了的馬爾薩斯原理也許不僅符合西方世界的歷史發展，也符合許多近期觀察到的現象。比如，農村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這一點顯然與以上所述相符。的確，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美國從農村到城市人口凈遷入的長期趨向可作出與正常情況下完全不同的解釋。通常這種現象被解釋為糾正該趨勢過程中不平衡狀況的反映。但因阻力重重，這一糾正過程的進展緩慢，或者說是“太緩慢”了，因而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所獲得的報酬平均低于其長期均衡價值。按照上面分析所得到的另一解釋是，農村地區在人力資本和食物的生產方面享有一個比較優勢，農村人口一直同時從事著連帶進行的兩種產業——食物生產和人力資本生產——，從而向城市凈出售這兩種商品，按照這種解釋，農村流向城市的純流動人口并不是不平衡的證據，而是平衡的證據，農村家庭的部分報酬是他們從兒童身上獲得的貨幣或非貨幣形式的報酬。
　　另一個觀察到的適用這種分析的現象是，“較高”社會經濟階層每個家庭人口數傾向于或小于“較低”社會經濟階層的家庭（比如專業人員和商人家庭人口數小于非技術工人家庭）。但是還不清楚這是否是一種普遍趨勢。在同一社會經濟階層中，收入越高者，其兒童數量越少。上面第三四點說明了對這種現象作出解釋的一種方法。由于趣味和機遇的不同，相對的兒童撫育成本對于不同社會經濟階層來說是不相同的。也許一個重要因素是，在較高階層里，兒童就學時間可能較長，并且更重要的是，兒童得到的是一種由私人付費的教育，而在較低階層里，更可能是由公眾支付或兒童自己用掙來的錢支付的教育。這樣，社會經濟階層愈高，兒童相對于其他消費品就愈加昂貴。但這些因素可能不適于解釋同一社會經濟階層的現象，因而，人們毫不吃驚地發現，在同一階層里，收入越高，兒童數量越多。
　　此外，出生率與總體經濟條件的關系，為這種解釋提供了間接的證據，并且受政府為兒童提供的特別補貼的影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采用了這種補貼，許多家庭補助方案中，例如現行的法國補助方案，就包含這種補貼。似乎有這樣的一些證據，即這種方案實際上對于人口增長率有著重大的影響。
　　這種分析絕不能被視作是經過充分論證的或者圓滿的。但它似乎的確是一種人口經濟理論得以發展的一個頗有希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