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關于工資決定的分析與就業和失業總水平出現波動之間的關系如何,是介于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之間的一個難題。若各類工資是由供求相互作用所決定,那么,怎么會存在“非自愿”失業?工資為什么不發生變動以使勞動市場全部吸收。
一種回答是經濟學家們因為不能對一些觀察到的現象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而采取的雜貨箱式的說法:市場的各種不完全性,在此情況下,表現為“剛性”或“不易變動的”工資。這一觀點最簡單的形式,如圖12.1所示,工資率Wo可以使有Eo單位的勞動力為市場所吸收。但是存在著一些使工資率不能從Wu降下來的不完全性因素,使得在Wu這一工資率水平上,WuU單位的勞動力被雇用了,但仍有UB單位的勞動力得不到雇用,其中,UA部分是“充分”就業水平高于實際就業水平的超額部分,AB部分則是在Wu、而非Wo工資水平上仍有待利用的勞動力單位。
這一套說法并不是對上述問題的答案,而只是對問題的復述。工資為什么在Wu水平上不易變動?顯然在一些特殊情況中答案是現成的,例如存在著法定的最低工資水平,這時,WuBS取代SS成為有效供給曲線,而解答就是這條(有效)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的交點。但這一答案顯然沒有普遍性。
凱恩斯在其《通論》中給出了一個更復雜的答案。他認為,圖12.1對于決定實際工資率的各種力量的概括并不完整,因為它省略了對另一類問題的考慮,即在一種和貨幣條件相協調的利率水平上,一些人想儲蓄的量如何等于一些人想投資的量這一問題。這里不宜討論他的觀點,因為他的論述屬于貨幣理論,而不屬于價格理論(但關于對這一理論的一部分的分析,請參閱第17章)。對于我們這里的分析,凱恩斯理論的意義在于,根據他的觀點,和這些儲蓄-投資貨幣條件相協調的實際工資率可能不同于和“充分”就業相協調的實際工資率,如,可能是Wu而不是Wo。凱恩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實際”工資率的下降會增加就業,但是,這種下降不會因“貨幣”或“名義”工資率的下降而實現,因為,這一下降會引起“貨幣”或“名義”價格的同等程度的下降。他認為,工人們因此會抵制名義工資率的下降。他的觀點提供了另一種理由,使人們可以將WuBS,而非SS視為有效供給曲線,從而工資率就位于(有效)供給和需求曲線的交點。
這一答案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第一,它在“名義”和“實際”工資之間左右搖擺,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詳述。第二,也是更基本的,只要經濟處在U點,則相當于UB勞動服務量的所有者將愿意以略低于Wu的實際工資提供勞動服務。這一力量是如何保持的?WuU的就業量是怎樣在愿意供給WuB的供方之間分配的?“慣例”或工會剛性和類似的東西作為推遲調整過程的因素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把它們作為加強一種在低于“充分”就業水平上的、長期的穩定均衡狀況的力量來對待將再次引起實質性爭論。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在探討令人滿意答案的方面,又出現了兩項有關的進展。一個是所謂聯結失業和通貨膨脹的菲利普斯曲線;另一個是對導致極短期工資剛性過程中特殊的人力資本和“尋找”成本作用的分析。
菲利普斯曲線*
關于菲利普斯曲線的討論始于1926年,當時的觀點是正確的,在以后約三十年中出現了錯誤,現在又重新回到1926年,回到開始的正確觀點。大約五十年是一個完整的循環。你可以看到,分析技術的發展是怎樣使無知的產生和驅散過程加快的。
費雪和菲利普斯
我選1926年并非隨意的,而是因為,在那年歐文·費雪發表了一篇題為“關于失業和價格變化的統計分析”的文章。
費雪方法
費雪的文章涉及的正好是阿·威·菲利普斯教授大約32年后在其發表于《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文章中所分析的同一個現象。他們兩人都對下述實際觀測結果印象很深:通貨膨脹傾向于和低失業水平相聯系,而通貨緊縮則與高失業水平并存。從一個很不同的觀點來看,費雪文章中的一個有趣情況是,他的文章一開始就說,他對這一題目是如此深感興趣,“以致特別是在過去三年中,在我的辦公室至少總是有一臺計算機不斷地在這一課題上工作。”當然,他的意思是指一個操作著一臺運算機器的人。
但是,在費雪的分析和菲利普斯的分析之間、在1926年的真理和1958年的謬誤之間,存在一個重大區別,它涉及到因果關系的方向。費雪認為價格變動率是經濟波動過程中的獨立變量。用他的話說就是:
“當美元價值下降或換言之當價格水平上升時,企業家發現其收入平均而言增加得和一般價格水平上升的一樣快,但他的支出卻不是如此,因為他購買東西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合同形式固定了的,……就業從而受到刺激——至少在一段時期內是如此。”
為了詳細說明費雪的分析并用更為現代的詞語表述。假設發生了某種導致更高支出水平的情況——或更確切地說,導致比預料更高的支出增長率的情況。生產者一開始會將這種支出的更快的增長率解釋為對他們的產品實際需求的增長。鞋、帽或外衣的生產者會發現,他們在以前的價格水平上可以賣出的商品量顯然增加了,他們當中沒有人一開始就知道這一變化是只影響到他自己還是會產生普遍的影響,在第一種情況下,如費雪所說每個生產者都會被引誘去擴大生產,并且也接受價格上漲。但是,起初,多數或大多數未預料到的名義需求(即以美元表示的需求)的增加將會被就業和產出的增加、而不是被價格的增加(或更快增加)所吸收。相反,不論什么原因,假設支出比率下降,或上升得不如預料的那么快,而且每個單個生產者在第一種情況下,至少部分地把這種下降解釋為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某種特殊情況,那么,結果將部分地是產出的下降和失業的上升,部分地是價格的下降。
費雪描述了一種動態過程,這一過程產生于支出比率圍繞某種平均趨勢標準而上下波動。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強調了區分“價格的高低與價格的漲落”這兩個不同方面的重要性。他這樣提出問題是因為在他寫作該文時,一種穩定的價格水平被認為就是那個標準。如果他在今天來寫文章,他就會強調通貨膨脹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變動之間的區別(而且或許某位未來的作者會強調其二階和三階導數之間的區別!)。重要的區別——而且很清楚,這就是費雪當時所想的——是預料到的和未預料到的變化之間的區別。
菲利普斯方法
菲利普斯教授的方法正好相反。他把就業水平當作促使經濟波動過程得以進行的獨立變量,而把工資變動率當作因變量。他的觀點是一種很簡單的分析——我不敢說是頭腦簡單的分析,但事實證明如此——就靜態供求的條件而言。他說:
“當一種商品或服務的需求與其供給密切相關時,我們預期價格將上漲,其上漲率越大,過度需求就越大,……這一原理應作為決定貨幣工資率也就是勞動力價格變化率的諸因素之一而起作用,看來似乎是有道理的。”
菲利普斯的方法是建立在如圖12.2所示的普通(靜態)供求曲線上的。在交叉點O上,市場在Wo工資率水平上是均衡的,這時能提供的勞動量Eo等于所需求的勞動量。失業是零——這就是說,如實際測量到的水平,等于“擦邊的”或“暫時的”失業,或者用我若干年前從威克塞爾那里借用的概念,失業處于其“自然”率水平上。菲利普斯說,在這一點上,不存在對工資的向上壓力。再看F點,這時勞動需求量高于其供給量。存在著過度就業,WF點的工資率低于均衡水平,而且存在著對它的向上壓力。在U點,存在著失業,Wu高于均衡工資率,而且有對它的向下壓力。勞動需求量和供給量之間的偏離越大,這種壓力就越大,從而工資上升或下降也就越快。
菲利普斯通過將失業水平標在一條坐標軸上,而將工資隨時間的變化率標在另一條坐標軸上,從而如圖12.3所示,把上述分析轉變為一種可以直觀地理解的關系。Eo點相當于圖12.2中的O點。失業處于“自然”率水平上,所以工資水平是穩定的(或者在一個增長著的經濟中,工資增長率等于生產增長率)。F點對應于“過度充分”就業狀況,故工資是上升的;U點對應于失業狀況,故工資是下降的。
費雪談的是價格變動,菲利普斯則說的是工資變動,但我認為,對于我們現在的問題而言,這一區別并不重要。不論是費雪還是菲利普斯都認為工資是總成本的主要部分,并且工資和價格將傾向于一同變化。所以他們倆人都很愿意把工資變動率當作價格變動率,而我也將這樣做。
菲利普斯的謬誤
菲利普斯的分析看上去很明確、很有說服力,但卻大錯特錯了。其所以是錯的,是因為經濟理論家們從未提出過,勞動的供求是名義工資率(如,用美元表示的工資率)的函數。從亞當·斯密到現在的任何一位經濟理論家都會告訴你,圖12.2中的縱軸應該代表實際工資率,而非名義工資率。
但是,一旦你像圖12.4中那樣將縱軸標為W/P,這一圖形就完全不能說明名義工資或價格會發生什么情況,例如,看一下圖12.4中的O點。在這一點的就業水平上,對實際工資既沒有向上的、也沒有向下的壓力。但是,對于W和P分別保持不變,或W和P一年內各上升10%,或各下降10%,或者出現某些其他變化,只要兩者均以同一比率變化,等等幾種情況,這一實際工資水平都可以保持不變。
凱恩斯對于名義和實際工資的混淆
像菲利普斯這樣思想周密的人——他肯定是個思想周密和極為精細的經濟學家——怎么會混淆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他是被當時因凱恩斯革命而逐漸形成的一般學術空氣所引導而這樣做的。從這一觀點來看,凱恩斯革命的關鍵因素是假設價格相對于產出而言是高度剛性的,所以費雪所考慮的那種需求變動將幾乎完全反映在產出上,而很少反映在價格上。價格水平可以被視為一種制度因素。解釋菲利普斯錯誤的簡單方法,就是他假設名義工資的變化等于實際工資的變化。
但是,菲利普斯實際上并未這樣說。他所說的要略微更細致一點,即,預期名義工資的變動等于預期實際工資的變動。在凱恩斯的體系中,有兩個部分對該體系的建立是至關重要的:第一,認為價格是剛性的,意思是,人們在計劃他們的行為時并不考慮價格水平變化的可能性,從而將名義工資和名義價格的變動視為實際工資和實際價格的變動;第二,事后的實際工資有可能因未預料到的通貨膨脹而發生變動。實際上,凱恩斯關于充分就業政策的可能性的全部觀點都來自這一假定:讓工人接受(至少在凱思斯寫作《通論》的30年代)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更低的實際工資是可能的,即使他們不會以直接減少名義工資的形式接受這一低工資。
這兩點暗含著預期的名義和實際工資同現實的名義和實際工資之間的明顯差別。在當時凱恩斯主義環境下,菲利普斯自然要假定存在這一區別,并認為預期的名義和實際工資是一起變動的。
我并不批評菲利普斯的這一觀點。科學之所以可能形成,正是因為在任何時候總有一系列慣例和觀點被假定是成立的,而科學就建立于其上。如果每位作者都得回過頭去對其進行研究的所有前提提出問題,那就沒有人能得到什么成果了。我相信,追隨菲利普斯足跡的某些人比他本人更應受到更多批評,因為他們沒有在人們向他們指出這一論點時注意到其重要性。
無論如何,正是這種一般的學術環境導致菲利普斯考慮了名義工資而不是考慮實際工資,這一學術環境在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眾所周知,凱恩斯體系是不完整的。它缺少一個方程。人們之所以毫不遲疑地很快就接受菲利普斯曲線方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普遍相信,這一方法提供了那個被漏掉的、聯結實物系統和貨幣系統的方程式。在我看來,這一觀點是錯誤的。要使凱恩斯體系完善起來,所需要的是一個決定均衡價格水平的方程。但是,菲利普斯曲線涉及的是工資或價格的變動率和失業水平之間的關系。它并不決定均衡價格水平。不管怎樣,菲利普斯曲線被廣泛地接受了,并立即被掌握用來為政策目的服務。現在,從政策角度看,它仍被廣泛用于政策目的,即按照推測來描述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關系。
菲利普斯曲線的含義,說明了我們面臨著一種選擇。若我們選擇低水平的通貨膨脹,比如說價格穩定,那我們就必須使我們自己去適應高水平失業。若我們選擇低水平的失業,我們自己就必須去適應較高的通貨膨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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