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游戲的人不多時，我們在游戲中可能很好地合作。當游戲只有一個回合時，參加游戲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參加游戲的人數很多時，我們在游戲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   

    道格拉杜?諾斯，美國華勵頓大學（圣路易斯）經濟教授，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感到非常榮幸，能到這里參加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大會。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它不僅將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契機，也會對當今世人矚目的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今天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大家講一講有關經濟發展的一些理論問題。這些理論是我和其他一些經濟學者研究的結果，與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未來的研究有關。 

    經濟研究的目標不僅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且是為了提高人們生活的質量。從這種意義上說，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個過程的一個重要步驟，使人們未來的生活具有創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還沒有一個關于經濟變革、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的理論，以作為分析的基礎。作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紹向這一方向努力的三塊基石：第一，我們從歷史的經濟經驗中可以學到什么？第二，制度變遷理論的發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轉型國家為我們提供的實驗室。讓我首先談一談歷史經驗：第一，縱觀歷史，經濟的發展是間斷的、不均衡的，經常存在例外情況。其次，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從部落經濟向現代經濟演變過程中經常陷于困境。第三，在這個過程中，技術并不是限制性的因素。第四，從人格化的交換到非人格化的交換的轉換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的制約因素。第五，路徑依賴對變革起著制約作用。從人格化的交換向非人格化交換的轉換和路徑依賴表明，制度演變的方式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個關于制度變遷理論的綱要。 

    我們要把制度和組織區分開來。制度是社會游戲的規則，是人們創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流行為的框架。如果說制度是社會游戲的規則，組織就是玩游戲的角色。組織是為一定目標所組成，用以解決一定問題的人群。所以經濟組織是企業、工會等，政治組織是政黨、議會和國家的規制機構，教育組織像你們北京大學。用制度和組織這樣清楚的界定，我現在對制度變遷提出五個論點。 

    第一，在稀缺經濟和競爭環境下，制度和組織的連續的交互作用是制度變遷的關鍵之點。 

    第二，競爭迫使組織持續不斷地在發展技術和知識方面進行投資以求生存，這些技能和知識以及組織獲取這些技能和知識的方法將漸進地改變我們的制度。 

    第三，制度框架提供激勵，決定人們取得什么種類的技能和知識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報酬。 

    第四，人們的想法來源于人們思想角色。 

    第五，集體學習，即從歷史中存活下來的，表現在社會文化中的知識技能和行為規范，使制度變遷絕對是漸進的，并且是路徑依賴的。 

    現在具體解釋一下這五個論點。經濟生活的發展是個人、企業家進行選擇的結果。很多決定是日常性的決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現存的產權制度下解決。但是有時需要改變規則；有時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規范，有時非正式的規范也發生變化以至消失。在這兩個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漸被修改的，這是因為人們認為重新制定政治經濟模式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變的源動力可能來自經濟體的外部，例如其他經濟體的競爭產品的價格和質量，會改變經濟體中企業家的看法。但根本的變化來源于企業家和組織的學習過程。雖然一些學習來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組織之間競爭的加劇。競爭是稀缺經濟下組織和個人加緊學習以求生存的產物。競爭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壟斷性的政治經濟組織，競爭的因素就會減少。學習的速度取決于經濟變化的速度，但學習的方式直接影響到經濟變化的方式，學習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們對學習所得到的報酬的預期，還反映了制度矩陣中的激勵因素。如果制度矩陣中的變化都是漸進性的變化，則所有制度變化以經濟的規模的范圍的方式表現出來。此外，由于組織在制度矩陣中的存在，它們會成為利益集團保證現存制度的持續存在的力量。“路徑依賴”指今天的選擇受歷史因素的影響。 

    現在我將具體運用上述五個觀點來分析產生現代經濟所必需的制度轉型，即人格化交換向非人格化交換的轉變。人格化交換是建立在個人之間相互了解基礎上的交流。在這種交換中，由于人們的知識水準低，經濟規模小，交易成本較高。相反，非人格化的交易，意味著我們對交易的另一方沒有任何個人了解，我們不能以任何個人形態來區分交易對方。博弈論是這方面的例證，反復玩同一游戲，參加游戲的人不多時，我們在游戲中可能很好地合作。當游戲只有一個回合時，參加游戲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參加游戲的人數很多時，我們在游戲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奕論中這兩種情況正向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轉換。從亞當?斯密到今天，我們逐漸了解到一個國家市場的大小反映了該國經濟發展的潛能。但是同樣市場的規模又告訴我們，它具有很大的潛能，除非我們很好地重新組合，重新結構我們的市場，把我們的交易成本降下來，否則將是得不償失的，所以現在回到我剛才向大家提出的五個觀點上。 

    我們力圖從人格化交換轉向非人格化交換時，必須重新構建我們的市場，確保我們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這正是我剛才講的從人格化交換向非人格化交換轉變的帶根本意義的步驟之一。使各個組織在重新構建市場的過程中，必須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必須創造出真正的制度變遷以實現或降低交易成本。但這個問題是很復雜的，我們必須要建立足夠多的經濟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也就是說我們不僅僅要建立起我們的產權制，建立起我們正式的規范，在我們的經濟交換中使我們的經濟市場變得更加高效率，同時我們還要把這一切轉移到政治體制上，我們也同樣要做這一切。原因是非常簡單明白的，一個國家的政體決定著指導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這也就是說，除非我們結構出或者制造出一個穩定的對我們非常高效率的經濟制度起支持作用的這樣一個政治制度，否則我們絕無可能建立起穩定的、高效率的經濟結構。 

    我向大家介紹的故事，由于過去的一個半世紀發生的歷史事件變得錯綜復雜起來，我把這叫做第二次經濟革命。第二次經濟革命是基于科學和技術發展的這樣一次經濟革命。在這個過程中，物理學、生物學、遺傳學各個學科的發展是造成科學技術知識發展的主要源泉。所以，所有這些學科的系統的應用，應用到基本的經濟問題，也就是經濟稀缺問題上，不僅僅使參爾薩斯的關于收益遞減律的論點站不住腳，而且新的看法是，這個世界充滿無窮的機會。然而，要獲得這種前景，達到這種潛能，我們就需要重新構建我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以及組織，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來實現這一點。所以現在技術需要我們在職業領域和地區領域實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實現前所未有的交換幅度和規模，并發展下去，為了實現規模遞增的收益，我們需要在交易方面進行巨大的投資，在美國，從1900年到1970年間，勞動力從2900萬人增加到8000萬人。同期，產業工人從1000萬人上升到2000萬人，白領工人從500萬增加到3800萬人。關于交換部門其中交易成本通過市場可能被測量，在美國1970年交易部門構成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5％。由于協調和實施執行的成本越來越高，目前美國的交易部門一直在生長和擴張。為了實現這樣一個專業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種收益，我們就需要控制漫長的生產鏈條中的質量問題，解決各種問題，而且造成了另一現象，就是委托――代理關系，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們采取了各種辦法來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應用各種技術來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說用資本代替勞動力，或者說降低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過自動地衡量各種物品的質量。這里有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產出，如果解決了這個問題，人們就能夠判明各種生產要素在各個生產階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們對如何衡量單個投入的貢獻沒有一致意見。另外，對于各種生產要素應該支付多少報酬，人們也存在著爭議。對產出來說，不僅存在沒有標價的剩余產出，如各種污染物，同時還有一些更加復雜的成本。比如說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種物品的質量、性能，某種服務的質量和性能。另外我們的新技術還有一個特點，各公司有規模巨大的固定資本投資，而且固定資本投資的整個周期是非常長的。所以，基于這種情況，整個的交換過程經歷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這中間出現了各種捉摸不定的因素，價格方面，成本方面，以及各種機會行為的可能性方面。 

    同這個技術相伴而來的出現了一系列的組織方面的問題。第一點，現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來衡量產出的質量，以及各種代理人的工作績效。為了詳細地衡量這些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性能以及各種代理人的績效，人們就產生各種的分選、定級、商標、保險期、保修期、執照產品許可證以及很多方面的技術。盡管有所有這些技術，以各種器件、部件來衡量，但是我們真正衡量諸如汽車修理的質量和醫療服務的質量還是很難做到，在一個從上到下的等級機構中，具體地衡量人們的績效是更加困難的，因為它涉及人們如何克服困難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第二點，盡管把人們組成小組來進行生產，使我們有可能實現規模效益。但是我們這樣做時，所付出的代價是造成工人的異化和對工作生產不負責任。所以工廠里搞起了紀律方面的管理，這種管理正是針對工人在組織起來進行生產時不負責任的行為所作出的反應。從雇主的角度說，所有這些紀律，包括各種制度、規章、刺激因素和獎懲條例都是為了獲得高效率的績效。但是從工人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做法，這些新發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支付，是對他們進行剝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沒有能夠達成一致意見的如何衡量產出的標志。 

    第三點，潛在的通過機會能產生收益的行為導致人們采取一些戰略性的行為，比如說，涉及到勞資糾紛問題。各公司之間訂立合同問題都產生了影響。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也好，都可以通過修改合同，通過對一些小的地方不提供服務，來給公司帶來潛在的收益。 

    第四點，大規模的等級結構的發展產生了一些人們所熟悉的官僚主義的問題。大公司內為了應付個人不負責和所有委托人代理人關系問題的繁雜的規章制度，造成了公司內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響了生活應變的可能性。最后一點，還有一些外部因素和未標價的成本，它們反映在環境危機當中。今天的社會是分工非常細、專業化程度很高的社會。這種社會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對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這些必需的技術重新構造我們的組織比重新構建我們的經濟組織帶有更加根本性的意義，整個的社會結構都應該得到改變。這種技術和隨之而來的規模經濟告訴我們，必須實行專業化、精細的社會分工，轉移到非人格化的交換和實行都市化。它們都反映我們必須把過去的不好的東西連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礎上，圍繞著人和人的關系來反復進行的人與人的交換而形成的。實際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的功能比如說教育，比如說就業保險，或者被連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嚴重的限制。馬克思主義認為剛才提到的問題都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后果，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對任何試圖采用第二次經濟革命的技術的社會來說，這些問題都是無處不在的。但馬克思主義的以下觀點是正確的，正像我剛才試圖指出的那樣，從新的技術和組織之間產生的緊張狀態的確是帶根本性的困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這些緊張狀態，這些矛盾，僅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決。西方各國的經濟中因此而產生的問題有各種各樣的癥狀，例如，政府越來越龐大，用于進行交易的資源、資金越來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經濟等級結構中刺激因素存在著不對稱不兼容的問題。但不管怎么說，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對靈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經濟方面也好，一直是緩解這些問題的有力因素。盡管在西方世界適應性效率還沒達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確是給制度的變遷帶來了一些有利的環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勵了政治經濟組織的發展，這些組織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不和穩定的問題得到了緩解，而且產生了演化出了一批靈活的經濟組織，這些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這一切特性解決了我們的官僚機構出現的刺激因素存在的不協調、不兼容問題、而且鼓勵了有創造性的人們發揮作用。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們的確解決了一些外部因素，這些外部因素不僅在環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會方面也同樣如此。第二次經濟革命并沒有完全解決制度變遷的所有問題，并沒有十全十美地導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樣它在科學技術方面也存在著若干的影響。 

    我總結一下從我們過渡的經濟中能夠取得什么樣的教訓。首先，從祖先的歷史來看，目前的狀況出現了哪些不同，哪些新東西。首先一點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當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變了我們獲得信息的代價。第二，出現發達國家的經濟擁有高精尖的技術，這使后來居上的國家改造起來適應起來要容易得多了。第三，目前我們的世界出現全球性的經濟，任何一個國家要進入國際經濟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抉擇。另外一點是不好的情況，對發達國家如此，對任何希望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國家也同樣如此，過去一直存在的社會粘合劑現在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獲得和現在相同的政治、經濟效益的話，必須投入比目前投入的更多的社會資源和資金。同樣，它還給我們帶來實際的長期的社會穩定問題，政治穩定問題，以上是現在和過去相比發生了變化的因素。 

    最后，作為結束語，我講一講產生的變化。第一，路徑依賴仍然起著作用。這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演化到今天，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的信仰體系，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我們必須仍然考慮這些制約因素。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非常敏感地注意到這樣一點：你過去是怎么走過來的？你的過渡是怎么進行的？我們必須非常了解這一切。這樣，才能很清楚未來面對的制約因素，選擇我們有哪些機會。第二，對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現代化經濟發展的國家來說，我們仍然面臨著從人格化的交換向非人格化交換轉變的困境，仍然面臨著徹底地、完全地重新構造我們社會的困境。第三，一個國家政體起著根本性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仍然決定著我們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從短期看，集權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經濟增長率，從長期看，法制、保證合同執行制度規則才是真正保證長期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的經濟走過了很長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未來你們有更加光明的前途。我希望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成立將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光明的未來作出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