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R. Klein）的演講

演講日期：1984年10月25日

     當我們研究偉大經濟學家的成長歷程，或是探索經濟思潮何以會有特定走向時，我認為如果能深入了解當時經濟情勢與經濟思想趨向之間的互動關系，必然會有豐碩的收獲。這在總體經濟學的范疇最為明顯，但在整個經濟學上亦不例外。在此舉一個與我個人發展密切相關的例子，就是為解決二三十年代，尤其是經濟大恐慌問題而出現的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凱恩斯對當時的各項問題極感興趣，也嘗試發展出能解決這些問題的經濟理論，但其間經過長期的醞釀。他的學術生涯深受第一次大戰后簽訂的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的影響，其后還有英國金本位制、戰后的通貨膨脹、失業等等問題，最后才是1929年開始的經濟崩潰。

     我們大學在印制介紹手冊時，會要求每位教授用幾句話來說明自己為何投身到學術領域中。我之所以進入經濟學的世界，是因為身為經濟大恐慌時代的年輕人，我渴望了解周遭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成長在那個年代，心里的確充滿了苦悶，人們很容易因經濟生活的問題而喪失斗志，就算是18或20歲的年輕人，也感覺不到有無窮的機會等待著他們。相比之下，在過去的二三十年，年輕人固然擔心核戰爭的威脅，但也同時感受到，如果和平能維持下去，那么他們的未來會有各式各樣的機會。

數學與經濟學的結合

     但當時另一項新興事物，卻給我帶來了幸運。我的腦海里原本一直浮著一個想法，就是數學可以應用到經濟問題的分析上。我在大學所修的課程，大部分不是數學就是經濟學。我并不是富有原創力的數學家，也不是所謂的數學天才，這點我早由自己曾經參與的數學競賽就知道了。不過我深深被大學的數學課程所吸引，同時產生了數學可以應用到經濟學上的念頭。例如，用數學式來表現需求曲線或收益的預估。當我泡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圖書館里時，十分驚訝地看到，各種新興學科的相關期刊內容十分深入，探討問題的復雜程度，更是遠遠超過我的想像。

     其實，我大學時代的指導教授并不贊同我在攻讀經濟學時兼修數學，但我依照自己的想法而行，充分利用了40年代初期柏克萊的最佳資源：一流的經濟系、數學系以及數理統計系。有些人的成就可以追溯到高中時期，但我的學術專業則是發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柏克萊，以及其后獲得的麻省理工學院獎學金。在麻省理工學院，我遇到了耀眼的經濟學天才薩繆爾森。當年我在柏克萊的圖書館瀏覽時，曾經看過好幾本早期的《計量經濟期刊》（Econometrics），其中薩繆爾森的文章特別吸引我的目光。當我有機會前往麻省理工學院就讀時，能和薩繆爾森共同研究的念頭，或許更堅定了我的決心。一開始我在他手下擔任研究生助理，除了極力找機會與他接觸，也努力捕捉他在每次碰面時所傳達的見解。

     透過數學與政策應用，薩繆爾森成為闡釋凱恩斯理論的先鋒，而我既和他共事，也就馬上面對兩項挑戰——其一是要讓這種總體經濟學的思考方式廣為人所接受，其二是要讓數理方法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方法的一種。后來，這兩項挑戰都成功地完成了，但其間也經過一二十年遭受激烈反對的過程。

     當薩繆爾森的《經濟學》（Economics）成為經濟學普遍使用的入門教科書時，凱恩斯經濟學可以說自此根深蒂固，形成無法扭轉的趨勢。在接下來的一批批學生中，經濟研究所的課程逐漸轉向了數理的研究方法，因此學生學成后的教學或研究，也都是循此脈絡。數理方法的終告確立，首先是在美國，繼之則是歐洲、日本、印度以及世界各地，不過其中許多基礎仍在歐洲建立，而且許多美國數理經濟學大師都是外來移民。然而，薩繆爾森與弗里德曼等本土學者使數理經濟研究具有美國本土特性，并在美國廣受歡迎。

     麻省理工學院的歲月，是我進入經濟學專業的起步，而我離開研究所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學的考列斯委員會（Cowles Commission）任職。當年我24歲，這份工作好像是又進入另外一個研究所。就像許多科學領域一樣，其實我那時就是所謂的博士后研究員。

計量經濟模型的起步

     40年代末期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真可謂人才濟濟，這種堅強的陣容，恐怕是后無來者了。在我們這群親密的工作伙伴里頭，先后產生了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而在下一代的考列斯研究人員——部分在芝加哥大學，部分在耶魯大學——之中，又產生了兩位得主。我們合力專注研究單一的課題——為美國經濟建構整體的計量經濟模型（繼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度嘗試），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統計學理論、經濟學理論以及各種現有的資料。經過4～5年密集的研究之后，這個工作團體的成員陸續散開，展開了新的學術生命。不過我個人日后的研究，仍延續了這項建立總體模型的努力，而許多曾經與我共事的才俊，則分別在不同的經濟學分支中一展才能——如庫普曼（Tjalling Koopmans）在活動分析（Activity Analysis）上、阿羅在一般均衡理論上、西蒙（Simon）在決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上、安德生（Anderson）在統計學上、馬爾夏克（Jacob Marschak）在組織理論上等等。

     在嘗試整合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與凱恩斯總體經濟分析時，我們一直信心十足。面對戰后的規劃工作，我們覺得整個經濟的的福祉正掌握在我們手中。在往后的十年，我們透過模型的建構與運用所獲致的成果，遠超過當初我們預估戰后美國情況時最大膽的夢想。不過我們知道自己做的還不夠好。我們所建構的系統是從考列斯委員的成果演化而成，已成為經濟學者標準研究工具組合的一環。這些系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沒有完全主導政策的形成，它們在經濟預測上位居領導角色，但也并非經濟預測領域中獨一無二的方法。

     芝加哥大學里的科學家，秘密地以編組方式進行比考列斯委員會更重要的研究計劃。由于考列斯委員會的主任，正是這群科學家的領導人季拉德（Leo Szilard）的老友，因此，我們與那些科學家交往相當頻繁。季拉德這位堪稱20世紀最絕頂聰明的人物之一，偶爾也會客串業余經濟學家的角色。他曾建構總體經濟的室內賽局（Parlor Games），來說明如何透過一項貨幣管制方案以消除景氣循環，也教導我們許多研究的策略，以及如何融合政治與科學。還有一位我們常接觸的科學家，是傳奇人物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他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途中，常會造訪芝加哥，因為當時橫貫美國東西部的火車行程，必須在芝加哥換車。另外一位對考列斯委員會的成員有相當深入影響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數理統計者瓦德（Abraham Wald）。

歐洲學術之旅

     我個人學術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養更豐富的國際觀。在那一段時光，有些經濟學者每個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實地考察，到歐洲更是家常便飯。我也在1947年離開考列斯委員會后，展開了一趟橫渡大西洋的歐洲之旅。當時我剛在渥太華（Ottawa）結束了第一個月加拿大經濟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專案后來在加拿大持續了很長時間，造就了一個在加拿大學術界相當活躍的團體，至今規模仍在不斷擴大中。

     到歐洲各地的經濟與計量經濟研究中心造訪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從中對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這些主題在美國的蓬勃發展。至于親眼目睹歐洲從戰后的瓦礫中重建，也是相當可貴的經驗，并開啟了許多迄今仍活躍的專業交流。這些對我個人的學術生涯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沖擊。

     大戰之前，英國的劍橋及倫敦可以說是影響世界經濟思潮的重鎮，來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齊聚那里進行研究。美國則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國學者也就紛紛來到美國。事實上，許多其他研究領域也是由美國執世界之牛耳，這種現象40年來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

     在海外歷練的那一年，我有機會接觸到正宗凱恩斯學派的學者，也就是曾與凱恩斯共事的劍橋學者。我和凱恩斯素昧謀面，但是透過卡恩（Kahn）、羅賓遜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 Sraffa），使我對劍橋學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認知。我同時也見到了卡爾多與斯通（Stone）等重要學者。有趣的是，當年我的老師薩繆爾森尚未到過劍橋，但對這些學者卻如數家珍。劍橋的人也曾向我提過此事。

     我第一次造訪歐洲，剛好是薩繆爾森初訪歐洲之前的幾個月，我們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會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挪威，跟著奧斯陸大學的教授弗里希（Frisch，1969年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學習。當時，薩繆爾森剛出版《經濟學》一書，受到熱烈的佳評。他在歐洲各地訪問之際，我也剛好結束了在歐洲一年的研究。

     凱恩斯體系中涉及一個問題，即財富對儲蓄的影響。這在總體經濟學的文獻里，就是所謂的庇古效果（Pigou Effect），但實質上庇古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主要是從流動資產（Liquid Assets）而非總財富的觀點來考察。當時戰爭剛結束，民眾手上都握有為數不少的流動資產（特別是儲蓄公債），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普遍也極為重要的課題，值得深入探究。

接觸調查研究方法

     我從歐洲返回美國之后，加入由伯恩斯（Arthur Burns）所領導的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那里，我先是從事鐵路部門生產函數的預估工作，一年后，參加了局里與密歇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合作的一項專案計劃，利用消費者財務調查的資料，以進一步了解儲蓄行為，尤其是庇古效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經濟研究新趨勢，其中之一就是我所從事的計量經濟學，特別是總體計量經濟學儼然成為主流。至于調查研究方法，則在戰時蓬勃發展，用來協助政府規劃民間活動而提升戰斗力。其中一個主要的團體設于農業部之內，除了和學術界建立聯系，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學成立了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我和這些統計學的工作團隊共事愉快，而他們跨學科的研究態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從中學到許多經濟學與心理學、社會學還有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調查研究中心，我學到了許多家庭行為（Household Behavior）的知識，以及相關的測量技巧。該項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樣的方法，每一項研究的人有數千個。這些研究讓我進入了處理大規模資料的領域，借助打孔卡片及電子處理機械來完成工作。電腦在當時已問世，只是幾乎還未用到經濟及社會問題的處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