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推陳出新。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特殊手段。創新行動賦予資源一種新的能力，使它能夠創造財富。事實上，創新本身創造了資源。只有當人類在自然界中發現了某個東西的用途，并賦予它經濟價值，這個東西才成為資源。在此之前，植物只是雜草、礦物只是另一種石頭而已。就在100年前，埋在地下的石油和鋁土礦（鋁的原材料）還不是資源。當時，它們只是令人討厭的東西：因為它們破壞土壤的肥質。青霉素也是一種有害的東西，不是資源。細菌學家培育細菌時必須費很大勁抵制它的侵害。到了20年代，倫敦的一名醫生--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發現這種"有害的東西"就是細菌學家苦苦尋找的細菌殺手--青霉素，于是成為一種有價值的資源。

    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情況亦是如此。在經濟中，沒有比"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更重要的資源了。但是購買力是企業家創新的結果。

    在19世紀初期，美國的農民實際上沒有什么購買能力，因而也無力購買農機具。當時，市場上有許多收割機，但是，不論農民多么想要它們都付不起這個錢。于是有一位收割機發明者麥克科密克創造了分期付款制度。這種方式使得農民能夠以未來的收人來購買收割機，而不是僅僅只靠過去菲薄的儲蓄--于是，一夜之間，農民就有了購買農機具的能力了。

    同樣的，凡是能改變已有資源創造財富的潛力的行為就是創新行為。

    將卡車車身從輪子上卸下來，放置于貨運輪船上的點子并沒有多少新的技術含量在里面。這個"創新"--集裝箱--根本不是脫胎于科技，而是根源于一種將"貨運輪船"視為物料裝卸設備而非"船"的新概念，這個概念意味著真正重要的是使在港口停泊的時間盡可能縮短。但是這個貌似平凡的創新卻使遠洋貨船的效率提高了四倍，很可能也拯救了海運業。沒有它，世界貿易近40年來的巨幅增長--在任何主要經濟活動中卻創下了最快增長的記錄--就不可能發生。

    真正使教育普及的--不是對教育價值的普遍承諾，也不是對從事教學的老師進行的系統化培訓或教學理論--是不起眼的創新：教科書。教科書很可能是捷克偉大的教育改革家夸美紐斯的創造；17世紀中葉，他設計并使用了第一套拉丁文的人JI教材。如果沒有教科書，那么即使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老師一次也只能教l-2個學生；有了教科書，即使是一個表現平庸的老師也能夠將一些知識灌輸到30--35個學生的大腦中。

    正如這些事例所顯示的，創新不一定是技術上的，甚至可以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東西"。從影響上看，只有少數技術性創新可與報紙或保險這種社會創新抗衡。分期付款制改變了經濟。任何領域只需引進了分期付款制，它就能將經濟從供應驅動型轉變為需求驅動型，不管該領域的生產水平如何。現代形式的醫院是18世紀啟蒙運動的一種社會創新，它對醫療保健的影響大于許多藥物上的進步。管理--即"有用的知識"--首次使擁有不同技藝和知識的人能夠在一個"組織" 中一起工作，它是本世紀的創新。它將現代社會轉變成我們尚無政治或社會理論來加以詮釋的嶄新體系：一個組織的社會。

    經濟史文獻中提到博爾希是在德國建立蒸汽機車廠的第一個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創新--一抵抗住了同業公會、教師和政府官員的激烈反對--直到現在，成為德國工廠的組織系統，并為德國工業的強大奠定了基礎。博爾希還想出了"師傅" -- 有一定自主權的技術熟練且受人尊重的高級工人 -- 以及"學徒制"，這個制度將工作中的實踐訓練與課堂的教學結合了起來。馬基雅維利在1513年出版的《君王論》一書中發明的現代政府以及60年代他的早期追隨著博丹所發明的現代民族國家顯然比大多數技術的發明有更持久的影響力。

    在現代日本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最有趣的社會創新的例子并體會到社會創新的重要性。

    自1867年，日本向現代世界打開門戶以來，雖然在1894年和1905年它分別打敗了中國和沙俄；雖然發生了珍珠港事件；甚至雖然七八十年代它一躍成為經濟超級強國，成為世界市場的最強大競爭對手，它一直受到西方人的低估。造成這種現象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們普遍認為創新一定與新東西有關，它是建立在科學或科技基礎上的。于是日本人被公認為不是創新者，而是模仿者（不僅日本人自己而且西方人也這樣認為）。因為一般來說，日本人沒有產生偉大的技術或科學創新。它們的成功根源于社會創新。

    1867年明治維新時，日本人極不情愿地向世界打開門戶，它極巧妙地避免了印度與19世紀中國的命運--兩者都被西方征服、殖民化而且西化。日本的基本目標是，以真正柔道的方式利用西方的武器將西方人擋在國門之外，保留了日本的傳統。

    這說明社會創新遠比蒸汽機車頭或電報更重要。而且，觀察學校、大學、文官制度、銀行以及勞資關系的發展，我們可以得知，社會創新遠比建造火車頭或電報更難實現。一個將火車車箱從倫敦拖到利物浦的火車頭，不須加以調整或改變就能將火車從東京拖到大吸。但是社會體制必須是典型的"日本式" 的，而又必須是"現代化" 的。它們必須由日本人運作，卻又服務?quot;西方式" 的、高技術性的經濟。科技能夠以低成本和最少的文化風險進口。與此相反，體制需要文化基礎才能茁壯發展。100年以前，日本人慎重地決定集中資源進行社會創新，對技術創新進行模仿、進口并改造--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事實上，這個政策依然很適合它們。因為，（我將在第十七章討論），人們半開玩笑地稱它為"創造性模仿"，這是備受推崇，且往往是非常成功的企業家戰略。

    即使日本人現在不得不放棄模仿、進口并改進他人的技術，學會自行進行科學創新，我們也不能夠低估他們的能力。因為科學研究本身就是相當新的"社會創新"。而日本人--無論過去他們是迫于形勢不得不如此--一直顯示了巨大的社會創新能力。而且，他們還展現了對企業家戰略技高一籌的掌握力。

    如此看來，與其說"創新"是科技的術語，不如說是經濟或社會的術語。我們可以用薩伊定義企業家精神的方式定義它：創新就是改變資源的產出。或如現代經濟學家慣常所做的那樣，將它從需求的角度來定義而不是從供給的角度，即定義為改變資源給予消費者的價值和滿足。

    我認為上述兩種定義究竟哪一個更合適應該根據具體情況而定，而不是根據理論模式。一體化的綜合煉鋼廠向小型鋼廠（原料為廢鋼而不是鐵礦石，生產出的是成型的產品如梁架和圓鋼，而不是需要再加工的粗鋼）的轉變從供給的角度加以說明和分析最合適。最終產品、最終用途以及客戶都沒有變，而成本卻大幅度地降低了。同樣的供給定義大概也適用于解釋集裝箱的發明。但是，錄音帶或錄像帶盡管都是技術創新，卻更適于用消費者價值和消費者滿意度來加以說明和分析。此外，盧斯（Henry Luce）在 20年代創辦的新聞雜志--《時代》（Time）、《生活》（life）和《財富》（Fortune），以及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創建的貨幣市場基金，這些社會創新也適合用這個定義來說明和分析。

    然而，我們尚未發展出一套創新理論。但是我們的知識已經足以說明一個人何時、何地以及如何系統地尋找創新機遇、如何判斷成功的機遇或失敗的風險。而且我們的知識也足以發展出創新的應用慣例，雖然還相當粗略。

    科技史學家的一句陳詞濫調是19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發明的發明"（invention of invention）。大約在 1880年以前，發明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19世紀早期的書籍不斷地談到"靈光乍現"（Flash of genius）。而發明者本人則是個既浪漫又荒謬的人物，獨自在孤寂的閣樓里冥思苦想。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發明"逐漸成為"研究"，成為一種系統的、有目的的行動，這種行動經過精心策劃與組織，不僅所投注的目標而且可能獲得的結果能夠預測得到。

    現在我們又遇到了同樣的、與創新有關的事情。企業家必須學會如何進行系統化的創新。

    成功的企業家不會坐等"纓斯的垂青"，賜予他們一個"好主意"（bright idea），而是努力實干。總而言之，他們并不求驚天動地，諸如，他們的創新將掀起一場產業革命，或建立一個"億萬資產的企業"，或一夜之間成為巨富。有這種大而空、急于求成想法的企業家注定要失敗，大多數都會干錯事、走錯路。一個看似偉大的創新結果可能除了技術精湛外什么也不是；而一個中度智慧的創新，如麥當勞，反而可能演變成驚人且獲利頗豐的事業。同樣的道理亦適用于非商業性事業和公共服務的創新。

    成功的企業家，無論他們個人的動機是什么--為錢。為權、獵奇或追求名譽--試圖去創造價值或有所貢獻。不過，他們的目標非常高。他們不滿足于只是對已有事物加以改善或修正，他們試圖創造出新穎、與眾不同的價值和滿意度，試圖將"一種物質"轉換成一種"資源"，或將已有資源組成新穎、生產力更大的結構。

    變化（changes）提供了人們創造新穎且與眾不同的事物的機會。因此，系統的創新存在于有目的、有組織地尋找變化，存在于對這些變化可能提供的經濟或社會創新的機遇進行系統的分析。

    一般來說，變化是時刻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絕大多數成功的創新都是利用變化而達成的。誠然，許多創新本身就是重大變化；如一些重要的技術創新，如懷特兄弟發明的飛機等就是例證。但是這些是例外，而且是相當不尋常的情況。大多數成功的創新都很平凡，它們只不過利用了變化而已。由此看來，創新科目（它是企業家精神的知識基礎）是一門診斷科目：對提供企家業機遇的變化領域進行系統的檢查。

    確切地說，系統的創新即指追蹤創新機遇的七大來源。前四大來源存在于企業內部，不論是商業性或公共服務性機構，或一個工業或服務領域。因此，能夠看到它們的人主要是那個工業或服務領域的人。它們基本上是一些征兆。但卻是那些已經發生的變化--或只需少許努力就能發生的變化--的可靠的指示。這四個來源是：

    ★意外之事--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敗、意外的外在事件；

    ★不一致之事--現實與設想或推測的不一致；

    ★基于程序需要的創新；

    ★每一個人都未注意的工業結構或市場結構的變化。

    第二組創新機遇的來源（后三種來源）涉及企業或工業外部的變化：

    ★人口統計數據（人口變化）；

    ★認知、情緒及意義上的變化；

    ★新知識，包括科學和非科學的。

    七個創新機遇來源的界線并不分明，彼此之間有相當多的重疊部分。它們好比是七扇位于同一個建筑物不同方向的窗口。每一扇窗口展現的一些景色也可以從鄰近窗口看到，但是從窗口中心看到的景觀卻是互不相同。

    由于每一個來源都有自己的獨特屬性，因此，這七項來源需要單獨進行分析。然而，沒有哪一個來源天生比其他來源更重要或更具生產力。重大的創新可能來自對變化征兆（諸如產品或價格上不經意的變化所產生的意外的成功）的分析，也可能來自偉大的科學突破所帶來的新知識的廣泛應用。

    但是，這些來源的討論順序并不是隨意的。它們按照可靠性和可預測性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與普遍的認識相反的是，新知識--特別是新科學知識--不是成功的創新最可靠或最可預測的來源。雖然科學創新非常引人注目、風光、重要，但它實際上卻是最不可靠和最不可預測的。相反地，對隱性變化征兆--如意外成功或意外失敗--的平庸且無吸引力的分析，其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卻是相當低的。一般來說，從這里產生的創新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從創建企業時起--預測到結果，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