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的隊伍中，有許多隊員來自鄉(xiāng)村，但在批評家的隊伍中，更多的隊員來自城市。究其緣由，大約是作家更易于野生野長，所謂的自學而成才，如許多人說的那樣，好像作家果真不需讀太多書似的。而鄉(xiāng)村那塊土地，也正好是最易野生野長的去處，是塊很難找到圖書館的地方。這樣，從今天日益大將起來的批評家的隊伍里看，來自鄉(xiāng)村的批評家比例偏低，也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

　　好在，來自都市的批評家，也還鐘愛鄉(xiāng)村文學。

　　好在，批評家的隊伍里，總還有來自鄉(xiāng)村的學者和熱愛現(xiàn)當代文學的批評家。現(xiàn)供職于中國人民大學的青年學者梁鴻，就是這樣一個完全生于鄉(xiāng)土、長于鄉(xiāng)土，而學于學院、成于學院的批評家。因為都是河南人，河南人又多重鄉(xiāng)情，我與她也就自然地有了過往，漸次地熟悉。終于到了人家一聲一聲地叫我“閻老師”，聽起來像叫大哥一樣自然隨意。但真正對梁鴻由熟悉到了解，再到對這樣的晚輩有了尊敬，是忽然有一天，不僅聽說她是完全生長于鄉(xiāng)村，而且同我家鄉(xiāng)的弟弟、妹妹一樣，從小都割草喂豬、下地干活兒，而且直到初中畢業(yè)，到縣城讀師范學校之前，還沒有離開過家鄉(xiāng)那隅鄉(xiāng)鎮(zhèn)。

　　于是，師范畢業(yè)，她就又回到鄉(xiāng)村做了小學教師。在教了三年書之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才知道老師居然還可以考教育學院脫產(chǎn)繼續(xù)讀書，欣喜若狂，經(jīng)過了一番苦讀，就又到教育學院上學去了。終歸，讀書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可到了學校，眼界就更為寬廣，一下子明了，讀書原是如登山和攀爬階梯一樣，有著一級一級的更高。于是，也就開始了自學本科，從ABC起始自學英語，然后考到河南省會的鄭州大學讀研究生，接下來，又報考了北京師范大學王富仁教授的博士。在茫茫人海之中，一個來自偏遠鄉(xiāng)村的女孩，就這樣一腳踏著鄉(xiāng)野的小道，一手撫弄著路邊的荊草莊稼，如同一個拾麥穗的孩子，把她的學業(yè)一穗一把地拾進籃里，裝進自己的心中。末了，也就從王富仁的麾下畢業(yè)，留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書讀書、讀書寫作、寫作批評，年紀輕輕就做了副教授，做了一個年紀輕輕就對當代文學可以指點說議的批評家。

　　真是有些不可思議。

　　如同一個人永遠無法了解另一個人走過的人生途中有多少荊棘一樣，我們，誰都無法了解體悟一個鄉(xiāng)野的女孩，把牧羊的鞭子掛在田頭樹下，或把在田野累了一天的鐵锨鋤頭倚靠在回家的門后，迅速捧起書本的那種感覺。無法體驗因為勞動，使十指麻木脹大，握不住筆桿又必須像握住鋤頭樣握住筆桿的那種感覺。我想，放下握鋤頭的雙手，無間歇地迅速去握住筆桿，那大約如同擁抱了一天大地，在夕陽西照之時，又要迅速去擁抱一縷落日。

　　也許就是這種感覺吧。

　　總之，忽然對梁鴻有些敬重。對她走過的人生，有著幾分敬畏。也就特別去看她寫過的文章，尤其是她寫過的批評文章，也就讀到她的博士畢業(yè)論文《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洋洋灑灑，二十六七萬字，完全是一部長篇的篇幅。20世紀，河南是人口大省，因為基數(shù)甚大，作家自然甚多，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各類文學作品，也如汗牛充棟。中原自古就為國之中心，文學的分量和雜亂，也如一個國家的有序和無序，可在《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中，卻被一個年輕姑娘分析得條條理理、筋腱如絲、絲如筋腱。依據(jù)著河南的土地、文化和歷史及其在20世紀中國政治空間中的位置及變遷，依據(jù)河南人的文化共性和做人的私性，先有宏觀的史論，然后一個作家、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分析，一切都如她的一盤理論之棋上的車馬相卒，有規(guī)有矩、各得其所、各盡其能。有時一卒，在整個文學中，有著車馬之用;有時一車，在文學中，也才一卒之功。分析作品，大可籠統(tǒng)而去，小可精雕細刻，有時讓人印記如刻，有時讓人內(nèi)心欣慰。終于，也就對這個博士，這個年紀輕輕的學者，感到尊敬，感到敬畏，感到原來土地可以出產(chǎn)作家，也可以出產(chǎn)論家，并且是有些別樣的理論家。

　　說到欣慰，是因為梁鴻在她的文章中常常提到我的名字和作品，而且，為我的作品寫過不少表揚的文字。在這一點上，與其說我是一個作家，倒不如說我是一個庸常的俗輩，因為批評家說我好時，我總是心里高興。有些文章，說我的文學成就多高多高，哪怕過頭、名不副實，我也還是滿心歡喜;而說我不好，哪怕名副其實，我從心里接受，但也會覺得沒有比說我好感到愉快。

　　說到尊敬，是因為說我好的批評文章，也常要說到我的不足。這種不足，不是在通常中見到的那一種“瑕不掩瑜”的說法，而是文本分析，有條有理，讓你無言以對，不得不服。而至于梁鴻，對她的那份尊敬，是因為我們彼此熟悉，來往較多，我又年長她許多，而她也敢于直接地批評我說，“你的《受活》技術性過強，隱藏著小說的‘技術主義’”，“你的《為人民服務》被禁了也好，因為它的故事重復了《堅硬如水》”，“你的《丁莊夢》寫得委婉，但卻縮手縮腳，最應該是一部有巨大張力的小說，被你寫得玲瓏剔透，過分完整”。她不光說這些，還要寫上這些，還要在《當代文學視野中的“村莊”困境——從閻連科、莫言、李銳小說的地理世界談起》一文中，那么直接、確切地說我的“耙耬山脈”的封閉和局限，及我對整個世界在認識和描寫上造成的阻隔和遺憾。

　　因此，對她感到欣慰，也感到尊敬。

　　說到“別樣”，我是覺得，她的理論文章，有自己的人生融在其中。小說、故事中沒有作家的人生，就不會有作家的心靈。沒有心靈，就不用再談小說的好與壞了。但是，對于批評家學者的文章，應不應該在文章中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心靈，實在是件難以叫人說定的事情。一說到理論，論文和論著，我總覺得那是學問，學問似乎是不應該有作者的人生與心靈似的，似乎只有那樣才客觀，也才更見包容。可是我，小說讀得多了，養(yǎng)偏了胃口，總是愛讀那些能在自己的論文、論著里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心靈的理論文章，愛讀那些簡潔、曉白，行文上有些“散文味”的論文。

　　梁鴻的批評中沒有散文的味道。

　　可她，能在那些文章中揉進自己人生的體驗，揉進自己對世界的理解，由此，揮散開來，表達自己對文學、對作品的分析、理解和評判。曾聽她提及過，當年她在博士論文答辯時還因為論文中融入強烈的主觀情感和對現(xiàn)實文化現(xiàn)象的關注而被答辯老師反復討論。再比如發(fā)表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中的那篇《當代文學往何處去——對“重返現(xiàn)實主義”的再認識》，就實在是有些好看，實在是有著它的道理，有著她自己在現(xiàn)實世界中的人生經(jīng)驗與體悟的揉入。還有《當代作家評論》“批評家專輯”中論說李洱小說的文章《“靈光”消逝后的鄉(xiāng)村敘事——從〈石榴樹上結櫻桃〉看當代鄉(xiāng)土的美學裂變》。李洱的這部小說，從鄉(xiāng)土文學出發(fā)非常值得討論，絕不能用好與不好來簡單評判。梁鴻從中發(fā)現(xiàn)的是它與鄉(xiāng)村“靈光”敘事在美學意義上的不同，給了這部小說全新的定位和理解，使《石榴樹上結櫻桃》從文學史的角度有了新生的意義。這樣一篇文章，不光指出了《石榴樹上結櫻桃》中隱藏的作家李洱的寫作光點，也閃現(xiàn)著梁鴻自己對鄉(xiāng)村世界、尤其是當下的鄉(xiāng)村現(xiàn)實的認識和看法。讀了之后，實在是可以給我今后的寫作一些意外的啟發(fā)。還有她的那些關于河南作家整體批判性文章和作家論，如“劉震云論”“周大新論”等，都讓人感到她自己人生與心靈在那論中的光耀。

　　近年來，梁鴻的研究視野越來越寬廣，從她思考的方向，以“重返現(xiàn)實主義思潮”為切入點考察當代文學理論轉向的問題，從作家批判主義簡單化傾向思考當代文學“歷史意識”的美學匱乏問題，從文學“靈光”的消失與妥協(xié)的“方言”現(xiàn)象思考鄉(xiāng)土文學的美學裂變與“底層存在”問題，從對“狂歡”話語的考證切入90年代文學場與文化場域之間的關系問題，等等，都可以發(fā)現(xiàn)梁鴻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的逐漸成熟與思維深廣度的增加。更為可貴的是，它們顯示了她作為一位人文學者對社會現(xiàn)實的關注與思考，她不僅僅是把這些作為學問來做，還將之作為理解社會、人生與自我生命存在的途徑，她把自己的生命熱情與體驗也融入了進去。這也是她這 最讓人難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