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開啟的十年，是大轉型的關鍵十年。面對大轉型需要怎樣的前瞻?

　　撰文/吳晨

　　2020年將開啟全新的十年，也是全球從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大轉型，中國從趕超型經濟體向創新性經濟體大轉型的關鍵十年。這樣的轉型會對個人、企業、社會和全球化的未來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面對大轉型需要怎樣的前瞻?回答這兩個問題可能引發不小的焦慮。

　　這時候需要重溫管理大師漢迪對幸福的定義：“Happiness is having something to work on, someone to love and something to hope for.”(幸福就是有事情可以去做，有人可以去愛，有未來可以期許)。未來或許是復雜未知的，但人的應對之道卻可能非常簡單而直白。

　　一、未來需要板凳人才

　　進入新十年，每個人都要對加速到來的科技變革和持續推進的全球化所推動的大轉型做好準備。這種從工業經濟邁向數字經濟的大轉型會極大增加每個人的焦慮和不安全感。一方面，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這樣的新科技的確讓越來越多的知識工作職位會被機器所取代;另一方面，職場的競爭和分化也將因此加劇，會有更多人因為知識和技能的更新不夠快，或者企業本身競爭失利而被淘汰。按照一位勞動力專家的預測，當零五后和一零后進入職場之后，他們在職業生涯中換十份以上的工作將變得司空見慣。

　　快速變化的未來需要更多板凳人才。T型人才和斜杠青年這兩個概念都并不陌生。T型青年強調在一定視野的同時有比較深的專業知識，斜杠青年則強調在職業之外，也要在興趣愛好領域有所建樹。板凳人才可以說是在這兩個概念之上的進一步發展。

　　板凳有至少三條腿(中式的條凳是四條腿)，它的寓意是建立自己的“工作組合”，而這樣的組合至少要涵蓋職業、興趣、家庭三個方面，有可能的話，還需要加上社群。在一個科技迭代帶來巨大挑戰，無論是企業的未來和工作的未來都充滿巨大未知性的時代，擁有這樣一套“工作組合”，一方面可以在職業被取代的時候給予一定的安全感——家庭和社群能夠給予人重要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也更容易把工作的主動權抓在自己手中，無論是興趣還是社群的工作都可能蘊含未來潛在的新機會。

　　當然，要抓住這樣的新機會，板凳的跨度就變得特別重要。未來十年，每個人所擁有的知識的跨度，比單一領域的深度更重要?？缍?，就是能夠把不同工作組合集合起來的能力，它可以保證即使某項工作被取代，仍然可以跨越到其他的領域;它也是未來創新的主要推手，無論是觸類旁通，還是在不同領域中找出類似的模式，或者把某一領域中已經成熟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在全新領域中推廣嘗試，都是機器所不具備的技能，卻是有跨度的板凳人才的特長。

　　當然，板凳的寓意也是至少在職業生涯之外編織另外一個真實的人際網絡(以區別于虛擬的社交網絡)，而且如果有機會的話，深入到多個人際網絡之中，因為這樣的網絡可以帶來許多并不以金錢來衡量的工作和成就，也會在發生職業危機的時候給人以更多幫助。

　　二、999美元一年的私密互聯網服務被追捧

　　2019年是對數據隱私探討最多的一年，而且很顯然，美國、歐洲和中國對數據隱私已經形成了不同的解讀。

　　按照哈佛大學教授祖波夫(Shoshana Zuboff)在新書《偷窺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擔心的那樣，美國把互聯網的隱私監管推給臉書這樣的大型平臺，強調平臺的責任，但是平臺卻扮演了全知全能的角色，肆無忌憚地依賴追蹤用戶隱私形成的洞察牟利;在中國則是放任發展的模式，有時會偏向讓渡一部分隱私以謀求更快的發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人臉識別領域內獲得全球技術領先。

　　歐洲很難在數字創新上跟上，轉而強調“以人為本”，在隱私領域內比中美要保守地多，在前年通過的數字安全和隱私保護法案GDPR上就明確體現了出來。一些歐洲專家提出數字人文主義(Digital Humanism)，希望在中國和美國之間走出隱私保護的第三條道路，明確提出要保護一個人的數字身份(Digital Identity)，也就是身體之外在虛擬世界留下的一連串數字尾氣。

　　就好像一個國家不可能在控制匯率和利率的情況下還保證資本跨境流動一樣，網絡也不可能在保持快速和開放的同時仍然確保安全。在快速、開放和安全這三點中，必須要犧牲一點。隨著隱私保護意識增強，2020年會出現強調安全而犧牲開放的全新互聯網接入模式。這種模式就是年付費999美元私密互聯網服務，讓用戶數字身份不被平臺獲取和追蹤，確保他們的數字尾氣不被任何人捕捉到。

　　三、不能只關注創新創業，還需要啟蒙和傳承

　　2019年的榜單很多，最火的莫過于福布斯“30 under 30”(30歲下30人)榜單的發布會，幾乎有上千人獲獎，按照六度空間的理論，幾乎每個人的朋友圈里都有人獲獎。近些年來無論是“30 under 30”還是“40 under 40”榜單，都在吹捧一種創新和創業的生活方式，并為在年輕階段就創業賺到一桶金的人鼓吹吶喊。

　　不過，老齡化卻是全世界面臨的新問題。2020年，全世界70億人口中，會第一次出現30歲之上的人比30歲之下的人更多。隨著老齡化的增長和老年人在人口中占比增加，以及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持續改善，還有退休年齡的不斷推后，老年人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會從簡單的退休者，被供養者的角色，部分轉變成經濟動力的一部分。老年人對消費貢獻已經越來越高，被稱之為“銀發經濟”。“50 over 50”榜單(50歲以上50人)就希望去推崇中老年人的另一項重要特質——他們作為智者在啟蒙和傳承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50 over 50”不是一個表彰創業的榜單，雖然這并不排除中老年創業者大獲成功，柳傳志和任正非在創業的時候都接近了50歲。這一榜單希望強調的是如何發揮經驗和智慧的價值。年輕人和中老年人有著兩種不同的智慧。人的腦力和體力的新鮮力量都集中在年輕時，年輕人擁有更多創新與突破的能力，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老年人有經驗的智慧，這種經驗不是簡單地自夸“我吃過的飯比你吃的鹽更多”，而是在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老年人更能理解如何“新瓶裝舊酒”，把經驗運用于全新的跨界的領域中去，同時也更適于為復雜的問題提供解讀。

　　所以“50 over 50”的榜單，不是財富的榜單，也不是創業的榜單，而是智慧的榜單，是智者的競賽以表彰那些年輕人的導師，去推崇傳承經驗與文化，也去推動更廣泛的啟蒙。

　　四、大型企業開始設置CPO角色

　　2019年八月商業圓桌(Business Round-table)提出股東利益最大化不再是企業唯一的目標，引發巨大的討論。企業為何?我相信會是2020年最重要的討論之一，如何為企業在盈利之外設立它的目標，并且貫徹這一目標，會是很多大企業專注的課題。這樣的課題絕不是簡單地增加幾句企業應該如何服務社會，或者把企業的使命宣言做得更漂亮就可以了。需要在企業的管理層里增加一個新職位：首席理想官(Chief Purpose Officer)。

　　百年老店貝爾斯登有一句特別自信的使命宣言：“我們除了掙錢之外不干別的”(We make nothing but money)?？梢哉f這種文化種下了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垮臺的種子。

　　超越盈利目標，為企業尋找目的，首席理想官的職責到底是什么?

　　首先CPO需要幫助企業從管理金融資本，拓展到考慮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等其他重要的領域。

　　關注自然資本是因為我們面臨嚴峻的生態挑戰，無論是全球變暖還是環境污染都需要在企業層面承擔起責任來，這也是可持續發展最重要也最具挑戰的議題。對人力資本的關注意味著在大量舊有工作被機器所取代的未來，企業應該怎么做去幫助大多數人適應這種變化，在更多人都期望擁有一定程度的工作安全感的時候，企業可以怎么做去幫助塑造這種新的安全感。關注社會資本則是對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有著清醒的認知，在資方和勞方這兩個企業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其次，CPO所追尋的企業的目標，應該將企業的盈利目標與社會目標更好地結合起來，讓企業能夠在做生意的同時，達成自己盈利之外的目標，讓企業的生意本身具備保護自然資本，培養人力資本或者維護社會資本的目的。

　　首席理想官，就是要更好地去思考企業如何去管理金融資本之外的其他資本，改變企業一手掙錢一手慈善的傳統做法，為解決各種新問題貢獻企業的力量。

　　五、全新的“工學坊”

　　杜威說：“如果我們用過去的方法教育現在的孩子，就是在剝奪他們的未來。”大轉型時代的教育改革，就需要不再沿用工業時代形成的標準化教育體系，推動定制化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創新，同時改變教育競標賽，強化團隊競爭。未來，全新的“工學坊”將會是一種不錯的教育方式。

　　對于既有教育，已經有太多的吐槽。換一個視角去看，教育面臨幾方面的挑戰：

　　首先，需要承認每個人孩子都有所不同，并非每個人都能夠在學業上有所成就。亞里士多德就把人的聰慧分為三種：學業上的智慧、技能上的心靈手巧和現實生活中待人接物的練達。每個人的聰慧其實都是這三種智慧的綜合，有些多點，有些少點。

　　其次，人工智能的大發展也讓我們可以從標準化的應試教育轉向多元的定制化因材施教上，給每個人都制定適合他自身稟賦的學習進度。

　　第三，我們需要從強調個人主義的，比拼個人實力的分數競賽，逐漸轉變到強調協作，比拼團隊解決問題能力的模式。未來的復雜未知問題需要團隊來解決。把十個尖子生聚在一起，往往比不上一個互補的多元團隊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三點，在未來“人+機器”的時代，會變得更緊迫。機器可以替代的是知識的積累，機器不能替代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能力，這些能力包括團隊協作、溝通、說服、理想、使命等等。

　　孩子有很多東西需要去學習，但是卻很難教會，需要他們自己去參悟。在愛爾蘭，學生16歲左右的時候就會有一段時間參加“工學”，邊工作邊學習，著眼點就是讓孩子在工作中學習和練習一些很不同的能力，比如說不遲到，比如說如何去協作，比如說如何為自己的決策承擔責任，這些恰恰都是傳統教育中所欠缺的。

　　全新的“工學坊”還會讓社區和商業參與到學生的學習過程中去，讓學生組成小組解決現實世界中復雜的問題，并在這種訓練過程中學到處理未來未知世界全新問題的抓手。

　　中國轉型需要培養什么樣的下一代?當中國經濟從追趕型發展轉變成創新發展時，我們需要的恰恰是能夠獨立思考，能夠在復雜未知環境中做出獨立判斷的創新型人才。未來“工學坊”會專注于培養三方面的能力：面向未來快速變化復雜未知的環境，幫助孩子構建應對未來變化的思維框架;在求真與務實兩方面，幫助孩子能夠真切表達并承擔責任;面對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幫助他們運用思辨力，拓展思維，找到創新的解決方案。

　　六、全球化的新趨勢：社群主義的興起

　　全球化的退潮和民粹的興起，都迫使知識階層不斷去找尋答案。

　　作為抵抗民粹和極端化的解藥，印度前央行行長，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拉詹提出，社區和社群應該是政府和和市場之外的第三支柱。他認為包容性的本土主義，也就是社群主義的興起，是抗衡科技顛覆與全球化的重要基石。

　　全球化給制造業的沖擊，在《簡斯維爾》有詳細記述，最大的沖擊是曾經活力十足的社區的消亡。社區和社群讓一群人有特定的歸屬感。因為在真實世界中，人不僅歸屬于特定人群，也歸屬于特定的地方，而這恰恰是全球化最容易忽略的地方。

　　之所以社群主義會興起，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真實的社區和社群是虛擬社交網絡的有效補充，也是針對全球化和虛擬世界將人變得原子化和異化的有效對抗，還為“板凳人才”提供可以扎根的真實的社交網絡。

　　二、回歸社區是未來工作的要求。未來的工作一定存在雙重篩選，一方面，未來可能留存的工作包括需要同理心的工作，需要理解并引領團體討論和決策的工作，需要說服和培訓的工作(包括教育);另一方面，在全球服務業的工資競爭之下，幸存下的工作一定是本地的，需要面對面的工作。

　　三、社區和社群為普通人提供安全感，它是對全球化的補救?？鐕舅苿拥娜蚧?，其最大的盲點是與本地的脫鉤。之前的企業都是本地的企業，與本地有人、社區和稅收等多方面的聯系?，F在全球化的企業可以在全世界最有競爭性的地方去投資，不再需要依賴本地。全球化的企業因此會覺得自己不再需要承擔對本地的義務了。

　　四、小眾定制，去規?；@些新趨勢也讓社區有蓬勃發展的空間。未來的工作很可能是強調“匠心”的工作，就好像本地小啤酒廠釀出的啤酒日益被人們追捧。小作坊的東西，反效率原則的小眾產品，反而會更受社區和社群歡迎。

　　七、設計思維的重要性

　　最近一年，我一直在提倡需要保留一些前數字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比如說要給自己留下大塊的時間而不是讓時間的碎片化導致自己注意力的碎片化，比如說強調“紙和筆”的功效，因為用紙筆來記錄思想，一方面不會被智能手機或電腦上的其他應用打擾，另一方面也是利用大塊時間組織自己思想的方式。而對前數字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梳理，本質上也是在思考人與機器的不同點。在未來的數字世界，這種對人與機器的不同點的強調，就是對以人為本的重視。把客戶的體驗放在中心地位，就是“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而未來“設計思維”將會變得更重要，也能帶來巨大的改變。

　　實踐設計思維，可以從五個方向出發：

　　一、注重客戶的體驗。如果忽略了用戶的體驗，公司就容易忘記到底解決什么問題。當產業面臨巨大變革時，用戶的需求變得日益重要。以汽車行業為例，未來人們是要買車還是共享車?他們希望自己開還是自動駕駛?清楚回答這個問題對行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二、數字經濟時代，不斷堆砌新功能很容易，但是能站在客戶的視角，幫助客戶做減法，節約客戶的時間卻很難。

　　三、在“人+機器”的未來，人機互動的界面變得日益重要。蘋果的成功，智能音響的成功，AI小助理的成功，都因為友好易用的界面。在未來的人機互動中貫徹設計思維將變得更加重要。

　　四、自動化進程中，我們最容易犯的錯是只衡量那些可以被衡量的東西(F1賽車和帆船就是兩個生動的例子)。在人工智能時代，如果還是犯類似的錯誤，所帶來的危險更大。只去做大數據分析，很可能被數據中隱含的偏見所誤導，也容易忽略沒有可衡量數據的其他視角。如何衡量用戶的體驗，如何引入不同的視角?這些問題都需要引入設計思維。未來解決問題，不僅需要大數據，還需要借鑒厚數據(Thick Data)，也就是時不時找人(用戶)聊聊。

　　五、關于效率和體驗的關系，不能過度強調效率，有時候很小的投入就能帶來非常好的體驗。比如用提升火車速度5%的費用就能提升乘車的體驗，或者火車站換乘的體驗，或者最后一公里的體驗。這些做法都是在貫徹設計思維。

　　八、做四休三成為新常態

　　在996的時代，“做四休三”會不會成為潮流?一定會。如果鼓勵“工作組合”，做四休三不只是會成為潮流，而且會成為標準的新常態，因為只有這樣人們才可能有更多時間和機會去發展板凳跨度，或者延伸板凳的觸角。

　　未來的工作“做四休三”并不是現實意義上每個人都只工作四天，而是在移動互聯時代每個人可以更靈活地安排工作，也可以有更多時間投入到興趣、家庭和社區。但要真正做到“做四休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個人和企業都做出大的改變。對于個人而言，好的時間管理變得特別重要，在一個時間和注意力變得日益碎片化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找出大塊的時間用來處理重要的問題。在隨時互聯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隨地工作的時候，更好去安排工作提升效率也是每個人需要必修的功課。

　　企業需要推行全新的績效考核機制，注重完成工作的質量，而不是糾結于員工上班打卡，這也需要企業形成完全不同的管理機制和團隊協作機制。

　　在中國語境中，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加班文化。就個人而言，需要意識到不斷填滿工作的時間，給自己找事做，讓自己變得超級忙，并不是最有效果的工作方式。就企業而言，提升工作的效果，需要幫助員工更好地完成工作，強調只要任務完成了，適當地休息，或者花更多時間陪家人，培養自己的愛好，都是應該鼓勵的。其實當人的工作多元了，創新的機會反而會更多。

　　九、牢記“九住心”圖，駕馭“人+機器”的未來

　　在藏傳佛教的寺院，常能看到“九住心”圖。這幅圖描寫了僧人修煉自己內心的過程。在畫面最下方修行旅程的開始，黑色的猴子走在最前面，后面跟著黑色的大象，僧人則落在最后;在畫面的最上方修行結束的時候，僧人已經騎上白色的大象，而猴子則不見了蹤影。

　　黑色的猴子代表雜念，黑色的大象則是心，修行的僧人一開始只能追在大象和猴子身后，可見他修行的心，并不自主，而是被各種雜念所驅使，普通人更不必說。所以修行的第一要義就是修心，而修心就要降伏大象，驅走猴子。收服自己的心，是人生修煉的第一步，也暗合去年我的十大預測中提出的從FOMO(Fear of Missing Out)到JOMO(Joy of Missing Out)的巨大轉變。心定，自然不會再患得患失;心定，才會真正珍惜當下，才會珍惜自己選擇的重要性。

　　行為心理學強調人的思考分為快思和慢想，也就是系統二的直覺與系統一的深入思考，大象就很像我們經過百萬年進化而來的直覺。傳統的電腦模擬的是我們邏輯思考的能力(慢想)，因為算力驚人，計算機的邏輯思維能力遠遠快于我們，而人類的優勢則在于“直覺”。而AI的發展則是通過機器學習神經網絡等新技術去模擬我們大腦中的大象(直覺)。當機器從簡單的算力進入到人類直覺的領域，AI就可能培養出更像人的直覺的能力。現在AI只能解決比較窄的單一的問題，未來隨著AI的發展，尤其是當它可以自我學習之后，它就有可能解決更寬泛的問題。屆時，如何降服AI塑造出的大象，就和我們降服我們的心一樣，變得同樣重要。

　　數字經濟時代，我們也同樣面臨煩人的猴子，不過這時的雜念已經變成了碎片化思維和缺乏專注力。所以按照另一位思想家的提法，“人與機器”的協作應該像是大象身上的騎士(人)和大象(AI)的關系。人在進化的過程中可以把一部分身體的功能外包給外部的工具，智能手機已經成為許多人肢體延伸的重要工具就是一例。

　　不難想象，未來“人與機器“的協作會是又一次人將一部分思考的職能外包出去的全新嘗試，只不過這次人對機器的駕馭，更像收復自己的心。

　　十、中美關系3.0，脫鉤十年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有人把中美關系形容為“中美國”(Chimerica)，凸顯中美經貿往來深入整合的現狀。如果以2008年和2018年作為兩個分水嶺，可以把中美關系分為三個階段。中美國1.0的特點是相互吸引，就好像熱戀的戀人;中美國2.0的要點是相互模仿，也經常吵架，就好像結了婚的夫妻一樣;而中美國3.0的主題則是脫鉤，用更通俗的比喻就是兩口子要離婚了。

　　時代在變，離婚也是常事，脫鉤因此并不那么可怕，關鍵是這個婚怎么離。一些情況下離婚的前夫妻還能成為朋友，至少是亦敵亦友;但在另一些情況下離婚的人反目成仇或者老死不相往來也很平常。脫鉤的演繹因此非常重要，恰如去年我的預測一樣，未來中美保持亦敵亦友的關系，可能性最大。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市場，中美之間的經貿人文技術往來在改革開放40年是空前的。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有關中美之間是否將互為對手的“修昔底德”陷阱(挑戰者與在位者必有一戰)的討論就變得越來越多。按照新書《注定一戰》中的分析，過去500年16次崛起的強權與既有的強權的爭奪，12次都以戰爭為結果。但是按照冷戰專家的分析，中美關系與美蘇對抗完全不同。美蘇經貿往來最高的年份一年也只有10億美元，還不及中美一天的貿易額;在美國讀書的中國留學生超過四十萬，當年蘇聯在美國的平民不超過一百人。

　　如果放寬眼界，不難發現中美之間經貿沖突的大背景是全球治理體制的滯后。歷史上的全球化都曾經面臨挑戰而停滯甚至反復，究其原因，恰恰是全球體制和機制無法跟上不斷改變國際經濟與政治的現實。

　　二戰之后的國際經濟秩序依賴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及其背后的武力來背書。美國為國際新秩序提供了經濟、金融與軍事的保障，而美國經濟、金融與軍事的實力也給了它機會用自己的鏡像來塑造世界。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有一系列的全球機制來支持，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貿協定和之后的世貿組織，以及富國俱樂部OECD等等，而這些機制的建設無一不是以西方國家——美國以及戰后恢復起來的歐洲和日本——的利益與訴求為出發點。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帶來的新局面，全世界(包括美國)都需要去思考如何從一個單級的世界向多級的世界轉型，這就需要建立有關全球貿易和投資的新規則和新的治理體系。未來全球經濟、產業鏈、信息技術、大數據諸多方面的融合會加劇，這也需要中國更多參與面向未來的標準、制度和規則的制定。合而不同，建立一套各方都認同的基本原則，同時尊重不同的發展模式，最有可能實現亦敵亦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