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在強調自我批判的重要性時，經常會描述一個高度危機的場面，把公司置身于一個隨時可能死亡的境地，從而問道，當此之時，我們怎么辦。“是不是員工工資減一半，大家靠一點白菜、南瓜過日子，就能行?”(《華為的冬天》)“如果金融危機進一步延伸爆炸，貨幣急劇貶值，外部社會動蕩，我們會獨善其身嗎?我們有能力挽救自己嗎?我們行駛的航船，員工會像韓國人賣掉金首飾救國家一樣，給我們集資買油嗎?”(《一江春水向東流》)

 

　　任正非這種反問的語氣，表明他對員工給予的答案是悲觀的。那么，要避免犧牲大家更大利益去挽救危機中的公司，最好的辦法就是讓真正的危機不要發生，或者是在冬天到來時，仍有充足的棉衣。為此要做的就是思考自己可能影響公司生存的因素(自我批判)，發起挽救公司的行動(艱苦奮斗)。

 

　　用企業生死存亡的假設，去論證某種企業精神的必要性，這是任正非一貫的方法。正因為如此，任正非很少向員工談論公司的成功，他甚至不認為華為是成功的，在《北國之春》中，他說：“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業那樣，經九死一生還能好好地活著，這才是真正的成功。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他還曾經明確提出，要杜絕出現任何有關公司進入財富全球500強之類的宣傳。

 

　　“唯有惶者才能生存”，這是任正非觀察日本企業后的一個結論，也是他一直以來的思想。

 

　　然而，居安思危雖然是人們長久以來的共識，但是太平日久，由盛轉衰也是最常見的歷史圖景。要讓企業保持流水不腐的健康狀態，光有企業文化運動也是不夠的，因為運動式的文化教育也會有疲軟的時候。因此，需要發明一種策略，迫使公司處于饑餓狀態，激發組織持續的求生欲望。任正非為此提出了“耗散結構”這一概念。

 

　　耗散結構本是一個熱力學概念，由比利時科學家普里戈金(I. Prigogine)提出，這一理論認為：“耗散結構存在于開放系統中，靠與外界的能量和物質交換產生負熵流，使系統熵減少形成有序結構。”任正非發揮了這一概念，并將“耗散結構”應用于公司的經營中，以防止公司發生臃腫、肥胖的不健康狀態：“我們有能量一定要把它耗散掉，通過耗散，使我們自己獲得一個新生。你每天去鍛煉身體跑步，就是耗散結構。為什么呢?你身體的能量多了，把它耗散了，就變成肌肉了，就變成了堅強的血液循環了。”在一次私下訪談中，任正非還表示，2011年華為招聘了近3萬名員工，為的就是降低公司當年的盈利能力，“兩年以后，這些人就變成小老虎，又到外面搶糧食了”。

 

　　通過耗散結構，讓組織保持饑餓，這是任正非的設計。對組織是如此，其實對個人也會如此，筆者曾讀到美國詩人吉爾伯特82歲時的訪談，他這樣形容自己的一生：“我過的生活如此豐富，在許多方面。依靠陷入愛情，依靠保持貧窮。我在這么廣的地域內過的生活都保持了本然的自己……我過了非同一般的生活。”實際上，喬布斯也曾說過相似言論，他說的是：“保持饑餓，保持愚蠢。”

 

　　筆者最近還讀了一部談論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從進化論的角度論證華為“耗散結構”的觀點。作者賈雷德·戴蒙德是一個生理學家和哲學家，他在新幾內亞考察時發現，那些遠離當今文明的原始部落人，可能比沉浸在現代科技中的我們更加聰明。作者為這一觀點提供了兩點解釋：其一是新幾內亞人需要用自己的全部精力來對抗四周的兇險，隨時保持緊張狀態;其二，他們從小就不會被動接受電視、電影、廣播等帶來的娛樂，而是進行積極的人際交流。“促進智力基因的自然選擇，在新幾內亞比在人口稠密、政治復雜的社會可能要無情得多。”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也可以說，耗散結構的目的是為了讓華為人時刻能夠感知到四周環境的無情，而不至因為過度肥胖失去了對危險的反應。

 

　　耗散結構有一個“保持饑餓”的初衷，但耗散結構如何從企業的主動行為轉化為員工的自覺行動，使企業里的人也接受并實踐這一策略卻是個問題。這個問題的困境，其實也是華為未來危機的一種呈現。

 

　　文章摘抄于：《華為哲學概論 》作者：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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