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9年的130萬套到2010年的300萬套，再到2011年的1000萬套，大躍進式的保障性住房建設目標，似乎已成為很多地方政府不能承受之重。當慣常采取的敷衍表態在“責任”重壓下，成為不得不必須認真執行的承諾時，問題便出現了：實際執行情況被一次次推遲公布；偷工減料地加速建設進度也時有發生。

    記者發現，在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任務被分解到地方后，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或將全面開工時間提前，或增加開工住房套數，凸顯建設保障性住房的雄心壯志。

    不過有消息稱，截至5月底，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實際開工率僅為30%左右。因此，在記者看來雄心壯志的態度中被動成分多了一些。在今年3月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明確提醒地方政府官員，對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工作不力的地方，要追究責任。

    同時，從歷史經驗來看，國家對保障性住房建設存在“重目標輕結果”的傳統，這也使得地方政府敢于夸下海口，至于今后能不能落實，能落實多少則抱有僥幸心理。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國便開始了保障性住房建設之路，那時的提法為“國家安居工程”。1995年《國家安居工程實施方案》提出，國家安居工程從1995年開始實施。在原有住房建設規模基礎上新增安居工程建筑面積1.5億平方米，用5年左右時間完成。國家安居工程直接以成本價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實際上，各地方政府基本上對這一指示置若罔聞。在竣工國家安居住房面積完成了僅完成三分之一左右后，安居工程便淡出人們的視線。

    由于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作為此次我國房地產調控的核心政策，執行拖沓及漏洞頻出，將對調控效果帶來一定影響。

    不到位的原因無外乎，地方政府不僅無法從保障性住房建設身上牟利，更會侵蝕既得利益——土地財政已經使得地方政府“富”起來，而保障性住房建設將占用大量可制造財富的土地，還會花費大筆的政府財政資金。

    此外，到底如何追究對保障性住房建設不作為的地方政府，如僅以犧牲少數政府官員的仕途，便可以使得地方政府繼續“財源廣進”，那么地方政府又會如何做？

    保障性住房建設如何讓民眾滿意、政府情愿、民間資本有興趣？

    過去幾年，房地產行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與其相關的無數行業的發展，如鋼鐵、水泥、家電等等，而這些行業也直接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甚至在部分地區，房地產行業已經成為拉動當地經濟發展的“絕對主力”。

    因此，對房地產行業實行嚴厲的調控措施，抑制房地產行業的過快發展，也將使得我國的經濟發展步伐放緩。作為一個與諸多產業密切相關的行業，保障性住房建設一方面可以彌補房地產投資受限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可以滿足民間資本對房地產投資的需求。

    如今，由于部分地方政府視“保障性住房”為負擔，在“問責”壓力下，被動建房，被動投入，同時主動提高建設速度、主動放棄監管。因此我們看到很多地區保障性住房質量問題頻發，如廣西部分保障房被當地主管部門通報非法使用“瘦身鋼筋”；內蒙古包頭最大的棚戶區改造項目“民馨家園”，部分住宅抹灰砂漿及導墻強度未達設計要求，墻皮鼓包脫落。

    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需要1.4萬億元資金，其中三分之二將來自民間資本，如今被政府視為“負擔”的保障性住房如何能夠引起投資者的興趣，或許只有政府先轉換思想，將負擔變為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