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陳敏辭職，創辦了溫州華聯服裝廠，主要生產男式西服，借助那幾年全國流行溫州服裝的潮流，服裝廠第二年就賺到了100萬，并很快樹立了“金頂針”的品牌。

    如果陳敏沒有遇到鄭元忠，或者說如果鄭元忠沒有遇到陳敏，很難說今天中國是不是還有一個價值1.1億的莊吉品牌。鄭元忠，溫州著名的“八大王”之一，曾在20世紀70年代辦廠而被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在政策允許過后，向來膽大的鄭元忠東山再起，放棄老本行機電，創辦莊吉，改做服裝生產，卻不順手。在一次商會活動中，兩個人終于遇到了，鄭的膽識和陳的經驗惺惺相惜，一拍即合，陳敏帶著他的全部家當，600萬元，投進了莊吉的懷抱，并以比鄭元忠少得多的股份，擔任了企業的董事長，而鄭元忠擔任總裁。這種權力結構，在中國民營股份合作制企業里，極為罕見。

    1996年，莊吉集團成立，然后在短短幾年間，把專賣店開遍全國。因此，溫州人以羨慕的口氣評價陳敏和鄭元忠——絕配。

    二、面對面

    陳敏認真地說——我這個人從小孩子開始，父母和周邊的親戚朋友都喜歡表揚我，因為我很乖，很聽話，很懂事，一點都不調皮，我就更加覺得自己必須是個乖孩子，到了學校也是這樣，老師的表揚只會變成鞭策，我不敢做一件壞事，結果到了現在，社會給我的榮譽越多,對我越是肯定，我對自己就要求越高。

    看著他的臉，我有些微的不安，因為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老板，會這樣說自己。每次采訪，都希望采訪對象能多說點個人的事，但他們都不太情愿，總樂意給我講事業的宏偉篇章，覺得那才是正事。沒想到陳敏一開口，卻又把我嚇了一跳——他是個老板嗎？怎么像個三好學生呢。

    葉公好龍一詞就是我的自我批評。

    當然，在我接觸到的老板中，陳敏絕對算得上個異類。第一，我是在報紙上看到他的手機號的，大多數老板遞出來的名片上都沒有手機號，你找他必須通過秘書什么的層層通報，像陳敏這樣堂而皇之地公布于眾的，暫時還無第二人，他說，“我不計較別人半夜三更打電話找我，因為別人想到我了，我要尊重別人”。第二，像陳敏這樣，把社會價值和人生價值這兩個詞語反復使用的老板，也沒有第二人，以至于，一個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會在這種場合出現的詞語出現了，我不由自主地問：“雷鋒對你影響很大吧？”

    等到把采訪錄音整理完以后，我完全明白了自己問得有多傻。對于一個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人來說，前有英雄獻身革命事業的昭示，后有改革開放大時代的沖擊，對社會的理想和激情是注定的命運，只是，很多人力不從心。

    陳敏很幸運，先積聚了財富，然后用財富去實現理想。

    陳敏簡歷

    1961.1生溫州人大專高級經濟師

    1983——1986年溫州市工藝美術研究所工作

    1987——1993年任溫州市華聯服裝廠廠長

    1993——1996年任溫州市金頂針制衣公司總經理

    1996——今任莊吉集團公司董事長

    2000——今兼任溫州市服裝商會會長

    主要社會兼職

    溫州市龍灣區政協副主席

    溫州市工商聯(總商會)副會長

    中國服裝協會常務理事

    浙江省服裝協會副會長

    訪談正文

    (一)現在：開始追求社會效用

    記者(以下簡稱“記”)：我很好奇，一個董事長，丟下自己的公司不管，每周在這里工作5天，又沒有任何報酬，你圖什么？

    陳敏(以下簡稱“陳”)：每個人有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追求，在開始創業初期，主要是為了追求一個經濟效益，提高自己的物質生活水平，等企業到了一定的規模之后，人也滿足了自己的基本生活要求以后，開始追求自己的事業，滿足事業心，追求一種社會效用，所以我一直覺得從事服裝商會工作意義非常大，雖然它不能從經濟意義來反映我自己的成績，但是我可以從社會對服裝商會的評價，看出自己的業績和社會價值。

    記：我聽說你在來擔任會長的時候，莊吉董事會成員除了總裁鄭元忠以外，其他人全部反對？

    陳：對，因為從企業股東的角度來看，董事長去當會長肯定會分散一些精力，對公司的經營可能會帶來影響，但是從長遠眼光來看，也是有利于莊吉發展的。我是這么認為，企業要發展，不僅是靠自己內部的努力，還要靠外部的環境來制造良好的氛圍，所以我說如果溫州服裝商會沒有一個很好的帶頭人，溫州服裝整體在全國沒有競爭力的話，你莊吉在溫州也很難有很大的發展，那么把服裝商會搞好就是把莊吉搞好。后來他們也同意了我的觀點。

    記：可是我聽說鄭元忠贊成你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朝中有人好辦事”？

    陳：他最初是這么認為，他以為我當了會長以后，肯定對莊吉在某些事情上有好處，但是我當會長以后，他的想法根本沒得到兌現。因為我要把這個會長當好，就必須要公正，一開始鄭元忠他們都很不理解，說你當會長了，怎么我們莊吉還老是擺在后面？我說既然你是這樣想，那大家都會這樣想，眼睛全部盯著我，看我會不會以權謀私，在很多敏感的地方，人家都在看莊吉的姿態是怎么樣，你陳會長的姿態怎么樣，所以我必須要把自己擺在公正的位置，甚至有時候還要姿態高一點，還要讓一點步。我對他們說，你們不要想從我當會長中獲取什么好處，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我當這個會長，在社會影響和榮譽上對莊吉是有好處的，這點是無形當中帶來的，因為我當會長以后，接觸的方方面面比較多，在介紹我是會長的時候，也同時介紹了我是莊吉集團董事長，這是無形的。

    (二)未來：投身公益

    記：現在有些商人和政府特別接近，他們希望是“紅頂商人”，認為這樣對企業經營有好處，你會向這個方向發展嗎？

    陳：企業的發展需要社會各方面的關心和支持，特別是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現在辦企業的企業家確實是越來越關心政治，參政議政意識也提高，也是為了企業更好的發展，這是無可非議的。我當會長確實是要和政府打交道，但我是有其他考慮。我一直在想，在創業的初級階段，通過自己的膽識、眼光和判斷，已經完成了創業的過程，但是在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過程當中，我開始覺得自己力不從心，畢竟原來沒有受過很高的專業方面的教育訓練，所以如果企業再發展、再提高的話，我可能會提前退出企業的經營。那個時候我就想把自己多年積累的經驗，投入一些社會公益活動,多去參政議政，我覺得這樣對社會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不會追求當官，我是看到了社會發展和進步對人類是貢獻，我從經濟方面能夠盡力對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情以外，如果還能夠通過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能夠做一些公益的、慈善的活動。

    記：有你這種想法的企業家你接觸得多嗎？

    陳：不多，溫州企業家大部分都是從個體到家庭作坊，然后到現在的企業，他們的思想一般都還停留在以個人的經濟效益為目的的階段，如果力不從心了，就交給下一代繼承，自己去享受了，但我的想法不一樣。從辦企業開始，我就是和幾個同學合伙辦服裝廠，一直到現在做企業，我更多地是追求社會效應，自己個人生活方面也很簡樸，開支也不大，也不是很追求享樂的人，更多地是工作，人家都說我是“工作狂”。另外，我一直也有一個觀點，不管今后有多大的財富和事業，我不一定交給子女，我只有一個女兒，我希望她將來能夠從事有文化的、高雅的工作，不一定要像我這樣經商，我覺得女孩子經商不一定好，我希望自己的財富都不要有子女繼承，我為她現在的培養提供條件，讓她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后可以自己生活得很好，對社會有用，我不愿意她拿現成的財富去享樂終身。所以，我一直在想，以后我退出企業的經營了，股份還在里面，我作為一個投資者獲得利益，那些積累如果夠成立一個基金的話，我會去設立一個基金，或者去建一些教育方面的公共設施，或者就直接貢獻給企業。

    記：你現在談的未來是你一開始創業時就夢想的未來嗎？

    陳：創業初期是沒有這些想法，而且也沒有想到今天會干到這么大。當時以為自己就是能夠去賺一點錢改善生活。本來我在國家單位，父母都是干部，家庭經濟條件也不錯，我出來經商，是因為我這個人比較適應社會。我覺得當時溫州的經濟改革開放，初步形成市場經濟以后有很多的商機，如果我在研究所里面虛度光陰的話，太可惜了，而且我蠻有信心自己能夠賺點錢，還可以存點錢娶老婆。另外一方面也是虛榮心，我覺得自己肯定會比別人出色，做得好一點。只是后來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思想境界才跟著提高。不過這個提高與我始終是與別人合伙做有很大的關系，企業所有的效益不是我一個人的，我更多地是考慮到集體的利益。

    記：一開始就走的合作化道路？

    陳：對，這種形式當時溫州很少，我們幾個同學合伙能夠成功地合作了十幾年，在溫州很少。

    (三)個性：特別容易受教育

    記：你說你是內向、不愛說話、組織能力又差的人，感覺不像一個自己創業的人，是怎么成功的？

    陳：我覺得自己的成功最主要的是善于與人的交流，善于與人合作。我覺得我這幾年的個人發展和事業的成功，確實不單是靠我個人，我從來沒有當過個體戶，都是靠集體的力量，我這個人最大的成功就是善于調動大家的積極性，發揮團體的合力，我成功的奧秘在這里。

    記：你很容易找到合作伙伴？

    陳：對，我從金頂針跟四個股東合作了10來年，到莊吉這5、6年，包括我現在當會長，大家都能合得來，我覺得我就是能和別人融合。

    記：錢對你來說有什么用？

    陳：錢最大的作用可以幫助我實現我自己的目標，我要去辦一些事情，辦出一定的社會效益，一定需要經濟來支撐，把企業辦得很好，品牌打得很響，也需要錢，所以我賺錢是為了更好的發展。這是一個目的。錢在我個人消費上非常有限，而且現在這么忙，根本沒有時間去消費，吃飯都是應酬了，我也不追求住別墅啦、開好車什么的。

    記：你開什么車？

    陳：奔馳車，去年才買的，主要是身份的要求，工作的需要，必須開這個車，如果不考慮這個因素的話，我覺得沒必要開這么好的車，完全是浪費嘛。我住也是住普通的商品房，140多平方米，我一天到晚忙，在家里的時間有限，就一個女兒，何必那么奢侈呢。我不講究物質的東西，更多的是精神的享受。

    記：我注意到你反復提到精神的享受、對社會的貢獻，這真的來自你的內心世界？

    陳：我這個人特別容易受教育，小時候在書本上學到很多好的，像雷鋒那些英雄人物對我產生非常深的影響，再加上后來通過社會的接觸，我有非常深的感受，像那些溫州華僑、臺灣港澳同胞回到家鄉來捐贈，建學校、修路，我覺得這個錢拿出來比交給子女完全不一樣，子女過得再好，也只是你的子女記住了他的老爸，你交給社會，你說今后的世世代代有多少人記住你？它們的價值完全不一樣。這些人的做法對我影響很大。有一年我參加一個商會代表團到了印度尼西亞，那里有個中華總商會的會長出面接待我們，那個會長70多歲了，精神很好，而且周圍的人都非常敬重他，我想我老了的時候，能夠像他一樣，非常地開心了。因為能夠做到周邊的人都說你好，我覺得是做人的最高價值。這些對我都有影響，所以我從小到大，都一直想要做一個社會認可的人，被社會肯定、贊揚的人，我一直追求這種目標。

    記：會不會有人說你傻？

    陳：傻不傻看你從哪個角度講了，香港首富李嘉誠大家都很尊重，不論是商界還是政界，為什么呢？一是他把自己的事業做好，二是他有一顆慈善的公益心。他做得很成功嘛，我看也沒有誰說他傻，他傻的話也不會把事業做得這么大。他就是我的榜樣，事業上要成功，對社會要有公益心和奉獻心，人的價值，就是從能力和品德上來體現嘛。

    外一篇

    　　管理民企：無情才是真有情

    記：我們知道你最初下海是和同學合作，而且也一直合作得很好，為什么你會抽身出來，放棄已經做得不錯的“金頂針”，據說當時鄭元忠的莊吉經營狀況還并不理想？

    陳：這一點跟我追求的目標有關系，我在“金頂針”完成了原始積累，初步打出了品牌，就想追求更大的目標。但金頂針的其他股東開始保守了，不想再去冒風險。我和鄭元忠接觸后，感覺他那個人很有魄力，胸懷也寬闊，很有遠見，莊吉經營不好，是由于他對服飾行業不了解，是外行，他是從電器轉過來的，但是他希望要搞就搞出中國名牌來。我覺得跟我的理想非常吻合，而且，我感覺他的性格跟我是個互補，他是外向型的人，我內向，他的表達能力、活動能力都很好，而我是這幾年提高了一點，原來很差的，但是我善于思考。另一方面，他的廠房、設施全部現成，我想憑我十幾年的經驗，我們合作正是優勢互補，強強合作。

    記：原本老板要分別放棄一些自己的東西來進行合作，很不容易吧？他怎么邀約你的？

    陳：他在經營不善的情況下，想尋找合作伙伴，挽救這個企業，他看到我當時在溫州服飾界頗有名氣，覺得他缺的就是我這樣的人。我在跟他商談過后，本來計劃是成立集團，把金頂針并在一起，但我的伙伴不同意，我就個人退出來，把資金加入到莊吉。因為當時鄭元忠也說了，過來合作的話必須要全身心地投入，要把后路堵死，才會專心地背水一戰。就因為這個，他還要我當董事長，他說，你不當董事長的話你還是有可能三心二意。所以，雖然當時投資能力他比我強，股份比我多，但他謙讓了，就是為了把我的心拴住。當然，他也看到了，在服飾行業我比較熟悉，他認為我來拍板，方向才會把握準，如果僅僅是當助手的話，方向還是由他來把握的話，還是不行。

    記：但中國有句古話，“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

    陳：三個，莊吉剛好是三個(笑)。

    記：你們怎么做？

    陳：現在很多企業的合作，一開始都是錢在合作，你有多少錢，我有多少錢，大家合在一起，資金實力雄厚了，然后大家根據出錢的比例來劃分各自的權利，這樣的合作成功率很低。因為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不是以錢來運作的，不單要靠錢，主要還是靠人，所以以錢合作的，很難處理好人的權利、職責和能力的分配。我們莊吉好在哪里，就是三個人是以能力來合作的，互相之間有互補性。

    記：三個人怎么做，才可以既不形成人力的浪費，又彼此充分的信任？

    陳：這主要是需要明確的分工，因為矛盾一般出在同一個事情上有不同的觀點，所以我的想法是我們三個人的工作盡量不重疊，各自負責的事情各自承擔責任，同時給予充分的權利，這樣每個人把自己的工作就會做好。我一直在說，企業里面管理層必須做到三個到位：職、責、權，不能有職沒權，有權沒責，我相信，只要做到三個到位，就不容易出現矛盾。當然做到這一點比較難，并不是每個企業都能做到，但是我覺得這里面有一點，凡是股份合作企業，必須要制度化管理。

    記：不管合作者之間有多么深的感情，制度化管理才是保障？

    陳：對，如果是說合作企業里面是施行的家長式管理，一人說了算，那肯定會產生矛盾，所以要制度化管理，把得失放在一個公開的環境下，大家都會共同來承擔，矛盾也會減少。

    記：一些股份合作企業，有時候的矛盾不是來自股東自身，而是因為他們在企業里面工作的親屬而產生，你如何解決的？

    陳：我最忌諱在企業里面帶有親緣、血緣關系的，從金頂針開始，我一直主張高層管理人員不能帶家屬進公司，到了莊吉后，我還是這樣堅持。我的一個表兄弟大學畢業后，想應聘進來，問我能不能夠考慮，我說雖然你很優秀，公司也需要你這樣的人才，但是正因為你跟我有這么一個關系，你就不能被錄取。就是因為我以身作則，所以大家都很響應。

    記：有沒有董事會成員想違反的？

    陳：有，包括鄭元忠副董事長，他也多次提到他的子女現在長大了，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希望放在自己旁邊工作，有個培養，也可以照顧一下。我在董事會上就提出來，絕對不允許，這是原則。我說你子女沒事干，你自己想辦法在經濟方面去補助。

    記：鄭元忠的股份比你多，人家當時又謙讓了你做董事長，你這樣做大家不是會說你很沒人情？

    陳：大家都這么勸我，說中國人畢竟是要講人情的，但是我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服他們，我說我也不是無情無義的人，可是我要考慮到企業要不要發展，不利于企業發展的我們必須要有原則性，這才是對大家都有利的事情，才是最大的人情。相反，如果這個企業是我單獨自己開的，還可以說我不講人情，因為賺錢不賺錢是我個人的，可現在這個企業我的股份很低呀，大家都是大股東，不利于企業的行為，我如果同意了，等于是對大家利益的損害。我可能在公司里經常有些事情不講情義，人家在心里可能對我有不好的感覺，但是到最后企業發展了，搞得好了，大家都會理解的，覺得還是你這個帶頭人帶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