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兩則典故，一則說孔子的學生顏回，因為安貧樂道、恪守本分而得到孔子的賞識，而另一個學生樊遲，由于向孔子請教有關農業技術方面的知識被斥為“小人”；另一則說孔子把學生分為不同的等級，嚴格地“因材施教”，不同“級別”學生間的交流也不多。　　孔子“明貴賤、貶同異”的等級思想可見一斑。在他眼中，人與人是有嚴格的身份差別的，每個人安分守己，社會才能井然有序而不至于陷入混亂。這使我想起了美國哲學家Ch·W·Morris，他在《記號、語言與行為》一書中說，身份作為人類社會組織活動形式的反映，是一種典型的社會行為符號。與Ch·W·Morris的這一關于身份的中性詮釋相比，孔子的觀點顯然有些偏“左”了。　　一個社會成員存在的意義與行為方式，雖然與其所處的階層相關，但是如果把對一個符號的認識，與大活人相對等，顯然是有失妥當的。回首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身份與心路歷程，可謂艱辛有加。早年間，當他們被當作批判對象時，社會對其認識，便是從符號的角度出發的，如今他們被視為中國經濟核心力量的群體，則更多的是從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參與角度來說的。　　當從一種符號、一個標簽、一副臉譜的陰霾里走出來，民營企業家可以與社會各個階層相互輝映與交融，可以當選兩會代表參與國家事務的討論與決策，可以像廣東中山的何伯權、梁伯強一樣站到大學講壇上慷慨陳詞，更可以到農村投資建廠與農民兄弟同甘共苦，這是一種社會共融的標志。　　如果孔子再世，且恰有機會做一次儒商，改行過一把民營企業家的癮的話，我想“孔氏企業”的內部制度與規則肯定將是非常完善、異常條理的，至少激勵與制懲措施清晰有加——好員工會被孔老板稱為“君子”，而“不安分”的員工則會被罵為“小人”，然而也正是這種中規中矩，將扼殺企業的生命力，因為一個閉門造車、等級森嚴且寡于與社會各階層交流的企業，很難想象能熟悉市場，了解客戶的需求。　　筆者自然不敢像前些天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一個姚明，一個章子怡，比一萬本孔子都有效果”的“驚世名言”一樣拿孔子開涮(當然張頤武也可能是被抓了小辮子)；基于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個人特質，先秦諸子都很難跳出“以名為首”和“使名自命”的囹圄，我想表達與倡導的是，企業界、學界、社會公眾之間有無一個促膝交融的互動機制，是一個時代價值觀健康與否的標志之一。　　這一互動與共融的“度”的把握，卻也不失為對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一大考驗。在美國，有人將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不同行業和職業概括為紅、黃、黑三道。紅代表官道；黃代表商道；黑代表學道。三道涇渭分明，互不攀比，即使中途改道，也將嚴格恪守新道的游戲規則。遺憾的是，不少中國民企業主三道都想試水，結果“弄濕了鞋”，得不償失，甚至鋃鐺入獄。　　孔子作為“學而優則仕”的鼻祖，身上這一習氣自然更濃。他原先一門心思從政，正如宋代張橫渠所言，孔子立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當他仕途不暢，人老而夢不能圓時，毅然棄政從教，于“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意境中頤養天年。這當中客觀的成份雖然不小，但仍然值得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借鑒——雖要與社會各階層相互交融，但不宜舍本逐末，這山望著那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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