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北京大學副教授 胡泳

　　我第一次讀到瑪格麗特·惠特利的 領導力與新科學 ，是20世紀90年代在瑞士學習管理學的時候。那時，初見有人把領導力與新科學這兩個似乎毫不沾邊的東西聯系在一起，既感到新奇，又覺得頗為困難。她先是解釋量子物理對組織實踐的意義，然后追尋生物學和化學對生命系統的影響，最后論述了混沌理論與新秩序的創生。這些科學概念并不易懂，也不易轉換到商業語境中。

　　直到后來，我從系統學習西方管理學典籍轉到汲取我國古典文化營養的時候，才覺得自己發現了理解惠特利著作的鑰匙。惠特利以新科學為表，實則在質問西方自牛頓和笛卡爾以來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方式，諸如：把世界看成一部沒有生命的大機器;把個人勞動者商品化;過于強調科學客觀性和科學管理;等等。

　　我當時讀的是英文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原書出版這么多年后，把它介紹給中國讀者，不啻為一件幸事，因為從作者寫的中文版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東方文化對其領導力和組織研究的影響。作者說，源于“新科學”的關于領導力的新觀點，“根本算不上新觀點。只有對于西方社會來說，它們才是新的”。

　　承認新科學的古老性，意味著把關系、傳統信念、團體和和諧帶回到一個現代化的、機械的、技術驅動的世界;意味著通過智慧和合作而不是以往的蠻力，為混亂的現實創造新的解決辦法;意味著牢固地樹立這樣一種認識——是合作讓生命變得更加繁茂，而絕不是競爭;意味著懂得混沌相對于秩序的必要性，無論是在生命體內還是在一個組織中，混沌都并非壞事，而是建立秩序的必經之路。

　　可能你會問，量子物理、生命系統、混沌理論這些東西，與中國的古老文化怎么能扯上關系?原因無他，“新科學”打破了西方人固有的“機械論”傾向，即習慣于從元素的角度來探察結構，強調研究不同實體之間的機械聯系;暗合中國人樸素的“系統論”傾向，即習慣于從結構的角度來分析元素，注重研究整體架構中的功能關系。惠特利說：“新科學與牛頓科學的一個最大差別是：前者關注整體，而后者關注部分。”又說：“在量子世界里，關系是決定萬事萬物的關鍵要素。”如此看來，西方人的新科學，不就是我們的舊哲學?

　　領導力與新科學推薦序二 量子世界中的中國智慧試觀察人類把握世界的兩大“思維結構”——西方重“因果”，中國倡“陰陽”。“因”與“果”是兩種彼此外在、相對獨立的元素，“因”不依賴于“果”而存在“果”一旦由“因”產生出來，也同樣具有獨立自存的屬性;前者對后者的制約和影響是外在的、歷時的、單向的。而在注重“陰陽”關系的中國人看來，“陰”與“陽”構成并服從于統一的矛盾結構，“陰”不能離開“陽”而單獨存在，“陽”離開了“陰”也同樣失去了其自身的意義，二者之間的制約和影響是內在的、共時的、雙向的。

　　以有果必有因的思維線索向上推論，西方人便不得不為感性的現實世界找出一個最初的創造者。所以，在牛頓科學中，世界被看做一個因“上帝第一推動”開始運轉的機器。這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必然朝著熵增加的方向發展，為了扭轉衰敗的進程，必須為生存而不斷抗爭。出于對因果關系的強烈偏好，在管理上，西方首先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進行精明的預測和控制。認定這些部分存在無休止的沖突，懷著控制的夢想，管理者以為自己有能力將混沌從生活中趕跑。

　　而以“陰陽”思維來思考，世界不是機器而是生命。在生命世界里，重要的不是控制，而是動態的聯系。任何事物都不能獨立存在;混沌和毀滅是生命循環的一部分。組織也是生命系統，具備所有生命都擁有的適應和生長能力。由此，需要關注組織當中的人，關注他們的意圖、尊嚴、情懷和價值，因為這些都是強化關系所必不可少的。

　　然而，我必須說，我不想在管理學和領導力的問題上，重復在其他領域一再出現的陳詞濫調，說中國文化曾經是、今日依然是如此美妙，可以治療西方患上的要命疾病——這種說法對中國人沒有半點好處。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誠懇指出的，以關系為導向的社會不易創新，而且，由于后發現代化的緣故，當西方社會的新科學已經放棄講述如何控制大自然，而開始探討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候，我們卻在反其道而行之。在此，我想說的只是，對西方人來說，從整體的角度認識世界是一項新的技能，而這項技能從來就包含在我們中國人素有的智慧之中，我們其實無須舍近而求遠。

　　古蘇菲教義說：“你認為，你知道一，所以你一定知道二，因為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你還必須知道‘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起，我們忘記了中國式的“加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