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馮科教授看來，這完全是由于巴菲特投資思想所造成的原因，為此，他在給那些北大學子們上課的時候講到，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看，的確是一直趨向于好的方向發展的，但由于中國正處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必定會出現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況，很多華爾街投資機構也必然會運用很多投資手段進行干預，比如最早進駐中國市場的美國高盛公司，巴菲特在當時早就想到了這一層，因為從高盛入駐中國時對中國各個產業鏈的切入行為來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所以對于中國的股市，巴菲特和他的投資公司也早就看到了另一種趨勢——中國股市從過熱的發展浪潮中回落。

 

　　而有一點是包括巴菲特與眾多投資機構都始料不及的，那就是中國的全民炒股的熱情已經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眾人添柴火焰高的背景之下，才出現了股市的這種過度地虛高。而這一點對于巴菲特和他的投資公司來講，是不符合其投資理念的。

 

　　眾所周知，巴菲特的投資理念是人棄我取、人取我棄，因此他雖然能夠看清中國股市在短期內的上漲，也看清了在緊隨其后因經濟過熱而導致的快速冷卻，所以他才一直沒有行動，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計劃就這樣擱淺著。但是他并沒有閑著，而是在中國大陸股市略微企穩的時候，將目標瞄準了中國的另一個窗口——香港來投資。這是因為，香港由于早期一直由英國政府管制，香港股市較之中國大陸股市早已經成熟。這也就是說，對香港股市的投資，是一種可以看得見的未來的收益。

 

　　因為從某種角度上來看，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后，在中國“一國兩制”的政策影響之下，中國政府出于維穩和平安渡過對香港的重新管制，必定會在政策上予以傾斜。所以，雖然那些在香港上市的企業，很多也都是中國的企業，但是他們所受到的“待遇”卻是與中國A股市場上的那些上市公司是不一樣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巴菲特才對中國香港的某個上市公司進行了投資。而最終也證實，巴菲特通過對香港某一上市公司的投資，盡管在短期內出現了一些投資虧損，但最終卻讓他獲得了不小的收益。所以，從巴菲特這一不同的投資選擇中也可以看出，巴菲特的投資行為絕不是建立在短期的“眼光”上的，而是完全基于一種對中國整體市場的“思想”理解之上的。而這也使得他的投資行為更加地穩健。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投資理念，馮科教授才在他的授課過程中經常向北大學子們強調投資與投機的不同，并一直教導學生們一定要樹立正確而遠大的投資目標，要融入自己思想上的認識與判斷，而不要過分拘泥于一種短暫的投資眼光。因為如果過于將目光局限于短期利益的獲取上了，那么勢必就會改變其最初的投資意愿，并且會將投資變為一種投機，而在投機思維之下盡管能夠獲得一定的收益，但是這種投機性收益很難長久，因為投機與投資的出發點是不同的，投機必定會采取某些虛假的信息或是人為性地破壞投資環境的事情，從而損失的仍然是自己的投資理念與行為。

 

　　在很多如馮科教授一樣的北大經濟學家們看來，他們都是從這一投資理念出發而教導自己的學生的，這也使得那些北大學子們在幾年的北大學習生涯中端正了自己的投資態度，在他們畢業參加工作或是選擇自己創業的過程中，根據這一理念一直實踐著各自的投資行為。盡管其中有很多學經濟專業的學生在離開北大后所從事的工作并不是經濟類的專業，但是在北大這種投資理念的指導下，無論他們做的是哪一行，很多人最終都取得了成功。

 

　　文章摘抄于：《北大財富課》 作者：金圣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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