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有250萬年的歷史，但在過去的250年，也就是萬分之一的時間里，發生了兩件非常重要的現象，第一個現象，人類物質財富的增長大大加快，大致來講，根據伯克利大學教授德隆的研究，人類在99.4%的時間里，大概是公元一萬三千年前，達到了人均GDP的90國際元；

    而到1750年，也就是又過了0.59%的時間，達到了180國際元，在幾千年的時間里翻了一番。但在過去萬分之一的時間，從1750到2000年，人均GDP增加了37倍，達到了6600國際元。

    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發展并不是線性的，它是在漫長的、幾乎沒有什么變化的情況下，突然之間在過去250年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第二個變化：居住在不同地區人們生活水平的差異開始擴大，在1820年之前，根據曼特斯教授提供數據算出的結果，我們看國家的規模、經濟規模與人口規模之間的相關系數，在1820年之前幾乎是1,1820年是0.94，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高度相關，也意味著各國之間差距非常小。

    但從此之后，這個差距不斷擴大，表現在數字上的就是相關系數不斷降低，到1973年降到了0.14，這意味著不同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都在擴大，而且持續了200多年，這在學術上被稱為“大分離”。

    當然，我們看到，在過去幾十年里又開始出現了反向變化，相關系數在上升，到2003年時上升到了0.51%，預計到2030年可以上升到0.73%。這一段又可以稱為大整合，或者說大趨同。

    這當然與中國有關系，無論是絕對量的變化還是相對差距的擴大，都與技術進步非常相關，現在很多人談經濟成長，都會想到技術的變化。大致來講，200多年前的幾千年里，人類技術進步的年率大致不超過0.05%，這意味著每過1500年左右人均GDP才能翻一番；而在過去250年里，技術進步率達到了1.5%，這意味著每50年，人均GDP就可以翻一番。

    我們感興趣的是，為什么經濟增長突然加快？為什么技術進步率突然之間加快？并且由于各國進步率不一樣，導致了各國間巨大的差異，要理解這個問題，就要理解市場的邏輯。

    這張圖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國富論》里的基本思想，一個國家的財富怎么能夠成長，靠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靠技術進步，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靠什么？要靠勞動分工，也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企業在做不同的事情，這樣他們就可能帶來更快的技術進步。

    而勞動分工依賴于市場，沒有市場，不可能有真正的勞動分工，特別是市場的規模在決定著專業化和分工的范圍，市場規模越大，分工就會越細，分工越細，技術進步越快，技術進步越快，財富增長也就越快，財富增長越快，導致資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由此形成了良性經濟增長的回饋。

    這對于我們理解過去200年，包括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發展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致來講，200年的歷史也就是人類全球化的歷史，中國過去30年的歷史，也是我們中國利用國際市場，利用更大規模市場發展我們經濟的歷史，未來中國發展的路徑，亞當斯密的增長模式也給了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示。

    要理解為什么市場帶來巨大的技術進步，帶來巨大的經濟增長，我們就要談到最基本的問題——市場的邏輯，而要理解市場的邏輯，我們要回到人性本身。

    人類從古到今，從250萬年前算起，或者由幾千年的文明史算起，有一點是共同的，我們都在追求過更幸福的生活，Better Life，不論哪一家，甚至包括宗教的學說，都承認這一點，我們看儒家的學說，它建立在一個前提上，人是自我中心的，以自己為中心擴展到父母、兄弟、姐妹、孩子，再一步步地往外擴展，擴展到社會，這也是我們理解各種理論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什么叫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引申到人的本性是性善還是性惡，在中國儒家內部都有分歧，但有一點是一致的：人類追求更好的生活。

    人類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什么方法呢？我大體概括一下就是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如何通過別人不幸福而使自己變得幸福，這是強盜的邏輯；第二種方式就是如何通過個人幸福而使自己變得幸福，這是市場的邏輯。

    人類的歷史大概可以用這兩種邏輯的相互作用或者是此消彼漲來理解，比如國家之間打仗利用的是什么？強盜的邏輯，怎么通過使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不幸而使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變得更富有、更幸福；而自由貿易是市場的邏輯，怎么通過使別的國家、別的民族的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我們知道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用的是強盜邏輯，沒有成功，二戰之后它用了市場的邏輯，生產了全世界人民喜歡的東西，所以就變成了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并且持續了幾十年時間。

    我還要強調一點，強盜邏輯不一定就是我們大街上看到的明目張膽的搶和偷，很多強盜邏輯是合法的，比如多印鈔票，通貨膨脹，它本質上就是強盜邏輯，進行的是財富的轉移，在這個過程中它并不創造價值，而只是使一部分人受到損害，使另一部分人得到好處，這是合法的。后面我們還會講到在當今社會中，很多強盜邏輯都是合法的。

    市場的邏輯某種意義上也是我看到的所有宗教的邏輯，幾乎所有宗教堅持的一個觀點就是如何與人為善，如何給別人帶來快樂，最后回歸到只有通過對人快樂，自己才能快樂。所以很多市場的邏輯和宗教的邏輯是一樣的。

    但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市場的邏輯首先承認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正當的，但我們有這樣一個自由競爭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你只有使別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而宗教更多強調的是人心本身的修煉，我本身要有一顆善良的心，通過做慈善事業去普渡眾生，強調的是心，市場講的是行為，論行不論心，我們看它的結果、看它的行為，不看它的目標，而宗教更多是論心不論行，你也可以說它是論行，但更多講究的是心，看你的目標、你的出發點是什么。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簡單講一下政府和企業什么區別，企業是市場運行的主體，最重要的一點在于，政府是通過稅收來獲得收入的，企業是通過價格來獲得收入的；這是它本質的區別。

    先看企業，為什么企業要使別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因為它是通過價格獲得收入，只有消費者自愿買你的東西，你才會有收入，所以你生產的東西一定要使消費者滿意，如果他不滿意，不會付給你錢，只有你創造價值，才能夠獲得收入。而政府是用強制的方式獲得收稅，也意味著他獲得的收入不一定是通過創造價值，不一定是通過使別人幸福，盡管從根本上講我們需要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使我們變得更幸福，但由于政府的收稅方式使它在具體行為中不一定是使別人幸福自己獲得收入的，別人不幸福，甚至更不幸，政府的收入也可能會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長。

    政府收入增長和企業收入增長很不一樣，企業收入增長意味著你對消費者創造了更大家知，而政府收入增長，不意味著你給老百姓創造了更大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就是強盜的邏輯，而不是市場的邏輯。

    但我也要強調，并不是所有企業家做事都是市場的邏輯，如果一些企業可以通過特殊關系搞到資源，甚至進行一些個人不能做的事情，這時它獲得的收入也不一定意味著它創造了價值，也就是說，一個企業在市場中也可能會使用強盜的邏輯來賺錢。這樣就和政府有所類似。

    我這里要說的是，一個企業為什么必須創造價值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私有產權和競爭，因為有私有產權，意味著任何人不能強制掠奪別人的財富，要獲得收入只有通過和別人交換，別人愿意交換，就意味著你要給他帶來更大的價值，并且還要競爭，競爭意味著你只有比競爭對手給消費者帶來更多價值，才能夠在市場上站得住腳。

    兩個企業之間競爭的本質在于誰為消費者創造的價值多，或者說“消費者剩余”，如果一個企業給消費者創造的剩余是2，另一個是3，第二個就可以打垮第一個，并不一定他創造出的總價值更高?？匆幌轮袊@30年，為什么中國的產品遍布世界，不是中國生產產品的總價值比美國或歐洲的競爭對手更高，而是因為中國的成本更低，盡管質量不一定比美國的產品高，但留給消費者的剩余比美國企業生產的要大，這樣我們中國的企業就可以打垮那些歐洲、美國的競爭對手，占據市場，這就是競爭的本質。

    當我們在市場中，按剛才講的市場范圍越大，分工越細，今天我們所有生產的東西要銷售向世界各地，同樣，我們消費的東西也來自世界各地，消費者怎么能夠相信你？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市場中如何建立信任，它變成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這里有一點我自己認為在理論方面做的小小貢獻，我們怎么理解企業，企業究竟是什么東西，市場當中的信任是怎么建立起來的，給大家簡單舉例，企業類似于連帶責任的機制，回到歷史看，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我們大部分時間是統一的，秦始皇統一中國時中國只有2000萬人，大家想想，一個皇帝要管住那么多人是不容易的，了解一下現在的企業，幾百幾前人老板都會焦頭爛額，但中國的皇帝沒有電話、沒有傳真機、也沒有電腦，信息流通非常慢，怎樣管住這么多人呢？商鞅就設計了一個制度，這個制度叫做“連帶責任”，或者說“連坐制”，一人犯法，株連九族。

    有了這樣的制度，皇帝就不需要監督每一個人，而是讓每個小組帶有連帶責任關系的人自身監督，比如一個村有某個人造反，皇帝就把所有人都殺了，這樣為了自己不被殺頭，每個人都不敢造反，這是中國皇帝2000多年來統治中國非常重要的制度。

    通過這個，我們看到市場中一個企業承擔的就是連帶責任，任何一個人，或者在同一個品牌，它們之間就相互承擔責任，比如你購買耐克鞋，耐克鞋是由很多企業生產的，如果一家企業生產的鞋出了問題，那所有的企業都會遭殃，因為品牌受損，價格會掉下來，價格掉下來，生產企業、工人、原材料商，利益都會受到損害。從這一點上，我們理解了企業在市場中建立信任的機制，它就是通過連帶責任。

    但我們平等地承擔連帶責任也是沒有效率的，比如一間大學、一個省，我是陜西人，如果任何一個陜西人做了好事兒，我們都會感到很自豪，我自己也得到了好處，但如果另外一個陜西人干了壞事兒，我自己也受到了連累，人家會說陜西人不好，這樣對我的名聲不好，就是連帶責任，但由于陜西人太多，可能我們并不會注意形成有效約束，使我們很好地相互信任。

    但企業是要根據制約的合同機制建立連帶責任，為了更好地承擔連帶責任，企業就出現了所有權、出現了利潤、出現了老板，簡單來說什么叫老板？所謂老板就是對所有員工承擔最后連帶責任的人，或者可以這樣解釋，所謂老板，就是找不到別人的毛病，就都是你的毛病。比如你是一家餐館的老板，如果你餐館的服務員、廚師洗菜沒洗干凈，客戶吃了以后中毒住院了，誰承擔責任？老板。盡管在客戶吃飯時老板根本不在現場，甚至可能在外地旅游，但承擔責任的是老板。

    而員工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找不到他的毛病，他就沒有責任。即使他本身有錯誤，但只要老板沒有發現，他的工資就照拿，這就是員工的意思。

    我們需要老板，是要讓他對所有員工承擔連帶責任，不在于這家企業有多少人來承擔，比如有十萬人就用十萬人承擔，有一萬人就由一萬人承擔，我們設想一下，如果這個企業沒有老板，大家都拿利潤，相信這家企業出了問題，找誰他都不負責任，或者只負一小點責任，這樣社會的信任就非常難建立。

    企業其實不只為自己承擔責任，還為所有上游連帶企業承擔責任，比如你買了一輛寶馬車，開在高速公路上時出了問題，軸承斷了，軸承是誰生產的？當然是專門由軸承生產供應商生產的，而軸承為什么斷了？可能是由于鋼材不合格，而鋼材是鋼材企業生產的，而不是汽車企業，但誰承擔這個責任？是汽車公司，寶馬公司。也就是說，一個品牌企業會為所有上游企業的行為承擔連帶責任，因為他承擔連帶責任了，就要管理好每一個環節，所以這樣的企業是我們市場建立信任的基本制度，企業有所有權，就使得我們更好地讓每一個人承擔責任，最后使得我們相互信任。

    我曾講過一句話，利潤是責任。就是這個含義。并且我講過，一個人在一個企業，有多大的能力承擔責任，你才能夠賺多大錢。比如你為十萬人的企業承擔責任，你可以雇十萬個人生產，那賺的錢就多，如果你只能為一個人承擔責任，可能你只能開一個小鋪子，賺的錢很少，如果你一個人都承擔不了，只為自己承擔責任，那你就只能當個體戶，或者是當雇員。所以企業家的能力在于你承擔責任的能力。

    看一下，市場上出的很多問題都與此有關，比如兩年多前的三聚氰氨事件，一個生產奶制品的品牌公司，意味著不僅要為他所有的員工承擔責任，而且要為所有的上游供應商生產責任，奶牛是農村養的，這意味著伊利、蒙牛、三鹿、光明等所有公司必須要為養奶牛的農民承擔責任，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沒辦法監督好農民擠奶的過程，這個過程就可能摻假，比如摻進三聚氰氨，最后你就要倒霉。

    還有最近“瘦肉精”等問題，再看網絡公司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要為數千萬公司承擔責任，任何一個企業，只要是在阿里巴巴或淘寶網上交易，他賣了假的東西，就一定會影響到阿里巴巴、淘寶網整體的聲譽，所以馬云是為數千萬人承擔責任的。

    這種承擔、這種能力就要求我們要建立起各種各樣的制度，這是企業在管理過程中會遇到的很多問題，再說牛奶公司，牛奶公司出問題之后，我那有一個學生在西安生產牛奶，他的牛奶沒出問題，我問為什么你的牛奶沒出問題呢？他說他早就意識到可能會有這個問題，于是就自己買了產奶機，不讓農民擠奶之后再送來，而是讓農民把牛拉到他這兒來，擠完奶再把牛拉回去，這個過程就不會摻進三聚氰氨。

    可能大家會問一個問題，如果三聚氰氨從飼料里加進去呢？這種技術就沒辦法管理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家牛奶公司不能保證飼料公司這一環不摻假的話，你的牛奶就不可能做大，需要自己辦飼料公司，最后只能是小而全，公司不會有很大擴展。

    總結一下，這對我們理解市場非常重要，大的品牌企業類似是在消費者面前立了軍令狀，要為我們提供保證，保證他賣的東西是真實的，最后出了問題是他的責任。這樣我們才可以相信他，市場上有很多賣的東西，為什么只有少數品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這個市場上有很多品牌，哪個品牌都記不住，騙了人也不知道是哪個，怎么去追溯他？

    這就是經濟學上講的完全競爭，每個行業都有無數個企業，如果一個行業有無數個企業，每個企業對價格都沒有影響，這個市場一定是沒有信任的，這樣的市場也不可能真正存在。我們再看現在政府采取的所謂反壟斷措施，其實很多都是反大，企業大了就反你，或者是反競爭性行為，每個企業都要競爭，要給消費者生產更好的東西，就要跟別人不一樣，我們要差異化，差異化了之后需求就向下傾斜，它說你有市場力量，有了市場力量就會有效率的損失，所以我們要反你。這些事情和我剛才講的故事來看都是沒有道理的，是有一些理論基礎，但理論基礎是錯的，我們的很多政策都建立在錯誤的理論基礎上。

    我還要給大家強調一下，要理解市場，一定要理解企業家，市場整個的創造和進步實際是企業家不斷創造、創新的必然過程，我們理解企業家最重要的能力是判斷未來的能力，因為未來是不確定的，他要比別人看得更清楚，哪一個人判斷未來的能力高，哪個企業家的能力就高，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判斷未來，只是我們面對的問題和別人不一樣，企業家有更高超的判斷未來的能力，如果未來判斷錯了，最后就要虧損，判斷錯誤意味著你沒有為別人創造價值。

    反過來說，如果你做地產產品，認為它是有價值的，最后判斷正確，那你就可以賺錢，這是一個企業家基本的功能。

    危機之后，我們用過度刺激的辦法解救經濟，于是通貨膨脹出現了，美國也出現了通貨膨脹，下次危機究竟有多強烈，不太好預測，但我想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市場的邏輯》第三部分主要講了這些問題。

    最后我特別想講一下未來的增長，回到一開始講的亞當斯密的模型，中國國內市場的潛力非常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200多年前亞當斯密就說到，中國國內市場的規模不亞于歐洲所有國家加在一塊兒的市場規模。但非常可惜，我們中國沒有利用這個市場規模，所以我們在過去200年里落后了，未來怎么利用這個市場規模，仍然是我們面臨的很大機會，也是我們的挑戰。

    一方面來看我們有很多有利條件，交通成本大大降低，這與我們高速公路、鐵路的發展有關。但另外一個問題是中國交易成本太高，我們看中央電視臺披露的，一個司機拉貨，三分之一的成本都是收費成本，收費成本在交易成本內，但損失不止于此，我們每過一個收費站，汽車就排很長的隊，浪費的這些時間都是沒有辦法計算的。所以中國未來能不能利用好國內市場，很大一部分在于我們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就依賴于我們要做很多制度性的改革。

    首先強調一點，現在我們都用擴大內需的概念，我已經反復講過，擴大內需這個概念不太強大，我更愿意用“開發國內市場”，因為“擴大內需”是宏觀經濟學的概念，一講到擴大內需就是政府要刺激，擴大貨幣供應，變成了中央銀行的事，開發國內市場是企業家的事，靠誰？靠柳傳志、馬云，靠眾多這些企業家。你要使得柳傳志、馬云、任志強這樣的人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就要有好多制度性的變革。

    特別提到幾點，第一，國有部門太大，中國這么大的國有部門要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總想讓別人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但關起門自己想一下，我們能叫市場經濟嗎？只能說我們在往市場經濟的道路上走，而且還在不斷倒退，并不能稱自己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很多私人產權根本就得不到保障，政府部門侵害私人產權的事頻繁發生，而且是制度化的，包括我們看到前兩年山西煤炭企業的重組，河北鋼鐵企業的重組，很多都是在政府政策、宏觀調控名義下進行的財產制度侵害，由此導致我們看到中國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在移民。據說中國富豪里有20%以上都取得了外國護照。

    想一想，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家尋找去其它國家，即使仍然回來做生意，每年也有大量時間花在探親、維護外國護照有效性上，這樣他還有多少時間開發國內市場呢？所以我說，中國未來的增長依賴于國內市場的開發，而國內市場的開發依賴于我們企業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不是能夠被很好地利用起來。

    要做到這一點，又涉及到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我想，我們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存在好多不確定性，我要說的是，這是不能回避的，我們只能積極主動地去思考我們究竟應該怎么做，而不只是一個詞，鬧。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我想在未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然，達到這些，我們就需要高瞻遠矚，甚至我們要排除短期的不同意見，就像鄧小平講的，事情一定要做。

    關于這些，是我在《市場的邏輯》這本書里的四部分重要內容，希望對于市場，對于政府應該做些什么，老百姓怎么看待我們面臨的這些問題有所幫助、有所啟發，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