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當初，民營企業誕生的初衷其實很簡單，只是因為有一幫人希望能夠更好地生存。”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宣教部的劉建這樣告訴《瞭望》新聞周刊。

    　　“其實在改革開放以前很多人就已經開始‘投機倒把’了，那時候這是要坐牢的。坐牢也得干，要不然沒法生存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陳乃醒看來，他們其中的一部分人后來就成為了改革開放年代首批民營企業的締造者。

    　　在當時，整個國家面臨的發展壓力之巨前所未有。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要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實施起來卻面臨重重困難。一方面“要錢沒錢”，當年的GDP只有3624.1億元，1.67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更是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則是“要命有的是”，760萬已經回城的和近900萬即將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里原有的待業青年，就業壓力讓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下至百姓都寢食難安。在經濟體制僵化、經濟活力不足、經濟運行效率低下的情況下，怎樣發展經濟，發展怎樣的經濟，才能解決如此緊迫而又沉重的多種難題？

    　　1979年1月17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到一個月，鄧小平約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周叔五位老工商業者。在這次后來被人稱為“五老火鍋宴”的重要談話中，鄧小平提出，“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就在這次談話之后不久，榮毅仁挑頭創辦了中信公司。上海的一些老工商業者以民間集資方式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愛國建設公司”。緊接著，溫州一個叫章華妹的小販領到了據說是全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執照，北京的劉桂仙在一個小胡同里開辦了首都第一家個體餐館。同樣在北京，尹盛喜帶領一些待業青年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華的前門大街上做起了買賣……

    　　如果從那時算起，新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不過30年的光景。而這半個甲子的時間，卻成長起幾代民營企業家。歷史業已證明，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弄潮兒，是敢于突破舊體制、敢于實驗和建立新體制的踐行者，是創造了大量財富的、為國家作出了貢獻的實干家。

    　　魯冠球、陳春先、尹明善、劉永好等等一批最早“下海”、“弄潮”的企業家。他們經歷了數不清的艱難困苦，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他們中的有些人從開始創辦企業至今仍孜孜不倦，親掌帥印；有些人雖然淡出舞臺，甚至告別人生，但卻夯實了企業的基礎，帶出了一支團隊，打造了一個品牌。同時，也不必諱言，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沉淪了，但即使是這些人的失敗，也為后來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