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帆競發中正名

    回首歷史，人們當會發現，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歷程，并不平坦。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同時也開啟了新中國非公有制經濟時代。但是，多年來對其“資本主義”屬性的質疑，依然讓不少人對其“另眼相看”。

    許多人都記得“ 傻子”年廣久，但人們或許忘了“年傻子”曾引發的一場關于雇工問題的大辯論。上世紀80年代初，生意越做越火的年廣久瓜子工廠開設了幾個分廠，雇工人數已過百人。于是，有人引用經典理論中關于雇工超過8人就不是普通個體經濟而是剝削的說法，質疑個體私營經濟的“理論合法性”。

    就在上述爭論還沒有結果的時候，隨著溫州、義烏等地小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交易活躍，又有人提出“長途販運”是不是投機倒把的詰難。各地“嚴打 ”投機倒把、走私、偷逃稅、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等經濟犯罪案件的報道連篇累牘。1982年，溫州發生了“八大王事件”。“電機大王”胡金林、“線圈大王”鄭祥青等8個個體工商戶要么被逮捕判刑，要么被迫逃離家鄉……

    一切仍沒有結束。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則是另一番景象。當時的中國正在掀起一場關于姓“社”姓“資”的爭論，矛頭所指之處，既涉及“ 外資問題”、“特區問題”，更多的則是民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許多明明是民營企業，卻偏要戴著集體企業的“紅帽子”。爭著搶戴“紅帽子”的行為，是當時我國不少民營企業曾經使用過的“護身符”。

    “那個時候，民營企業雖然有了經濟地位，政治翻身卻費周折。孫悟空頭上有個緊箍咒，經常有原罪、剝削、為富不仁這樣的陰影籠罩著的民營企業家，連評勞動模范也沒有資格。”鄭宇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