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良：如田文華。從晉江假藥案到阜陽大頭娃娃、到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無良的企業害人又害己。來自摩根大通的數字顯示，乳業因三聚氰胺遭受的損失慘重，國內乳業大企業下架產品價值已達64億元。

    賄商：如周正毅。上海首富周正毅、公路大王劉根山，都是官商勾結的典型。

    法盲：如妄稱“世界上沒有辦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的牟其中。

    自戧：如余杭琴鳥木業的老板金建春從2001年初入澳門，三年間往返澳門60多次，其輸掉3200萬元。

    一時間，社會的目光開始盯住那些“問題富豪”，不少人開始追問民營企業家的“原罪”。“為富不仁”，再次成為中國社會熱議的名詞。

    “有人說，是民營企業主把政治這潭水給攪渾了。他們高度迎合市場需求，綁架行政權力、勾兌政府資源。其實，企業家的苦衷有誰知，他們為什么要鋌而走險，火中取栗？如果沒有權力尋租怎么會有企業行賄，如果沒有企業行賄怎么會有權力尋租呢？到底孰先孰后，誰是誰非呢？”鄭宇民并沒有給出答案。

    “當民營企業不能通過正當的渠道去獲得他們本應獲得的權利和資源時，基于強烈的趨利性，通過不正當的方法來獲得想得到的東西也就不難讓人理解了。”劉建這樣認為。

    當然，作為民營企業自身，也確有不盡如人意之處。

    “我們的很多企業家已經企業做大了，錢賺多了，但隨之而來的，不是幸福指數的上升，而是壓力越來越大。自由空間越來越少，心靈焦慮無處不在，越來越多的財富卻換不來內心的自在與安寧。”鄭宇民提到了美國商業作家康尼爾在《富人的物種起源》中寫的一段話：來得太快的超乎想象的財富是任何人都難以適應的。財富是違反自然的，我們是不是越來越不自然，是不是越來越脫離人的本性？我們是不是只強化了市場機器，而忽略了原先的自我？基于對個體、私營企業的研究與理解，鄭宇民認為，中國的民營企業一直是在非規范的市場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民企在體制外壯大，在資源、市場、人才、政策、資金甚至地理區位等都毫無優勢的前提下實現了高速的成長。這種成長特征，決定了中國民企的草莽性和灰色性。許許多多試圖顛覆市場秩序的闖關民企，最終成了歷史沉淀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