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在5至7年內將成為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場。但是，日本地震和核泄漏危機，使中國的這一進程大大提速。

    中國的茶葉、瓷器、紅木家具、玉器等等都富含奢侈品基因，曾幾何時，“中國制造”一度是歐洲上流社會的奢侈品，并且長期統治歐洲社會的主流生活。然而今非昔比，令人沮喪的是，當國外的奢侈品（甚至不少是在中國的代工產品）鋪天蓋地涌向中國市場的時候，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GDP總量居全球第二、第三的偌大中國，居然找不出幾個像模像樣的奢侈品牌。貴州茅臺酒可以稱得上最具奢侈品基因的本土品牌，然而茅臺集團董事長季克良卻堅稱，普通酒近千元，年份酒過萬元甚至十幾萬元的茅臺酒，“同國外的洋酒相比，絕對不是奢侈品，茅臺要進入尋常百姓家。”我想，企業絕不是不想讓自己的產品進入奢侈品行列，而是迫于當下的社會輿論環境，想進而“不敢”進，即使明明已經是奢侈品，卻還是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不敢為其“正名”。

    國人對奢侈品的態度往往非常矛盾，甚至某種程度上持有雙重人格，跟人們對腐敗的態度幾乎一模一樣：很多人對奢侈品既羨慕又恨，一方面在努力追逐它，另一方面又不無仇視和嫉恨心理。就像人們對貪污腐敗的態度類似，都恨著腐敗，又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這一切，使得中國的奢侈品牌只能像羞答答的玫瑰一樣，靜悄悄地開。

    在中國，奢侈品的話題，幾乎從來都是“敏感”話題，每一次都會挑動貧富對立的神經。很多人以“直線思維”認定，在多數人還沒有富裕起來的中國，應該對奢侈品征收高額消費稅。持這種思維和論斷的人們沒有想到，這樣做其實對中國、對中國普通的老百姓并不利。當下，雖然我們沒有對奢侈品直接征收所謂消費稅，但由于我國奢侈品關稅稅率全球最高，導致中國奢侈品消費嚴重外移，中國人在國外消費是國內市場的4倍之多。也就是說，高稅收沒有阻止相對富裕的人消費奢侈品，卻把龐大的市場拱手讓給了國外，房租、稅收、就業等等有利于財富和社會階層流動的機會都“送”給了外國。

    奢侈品對中國經濟轉型的意義

    本土奢侈品牌的嚴重短板，既導致中國財富的大量外流，也導致中國產業始終處在世界價值鏈低端，被迫長期保持對外向型經濟的畸形依賴。

    羞羞答答而非堂堂正正地發展中國本土奢侈品牌，已經使我們失去太多太多，最典型的有兩個方面：

    一是使中國長期處在全球價值鏈低端。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數據，中國目前奢侈品銷售價格構成為：原材料5%+加工成本6%+奢侈品品牌附加值（一般是保留利潤值）55%+廣告與公關活動成本5%+旗艦店年度成本3%+人力成本6%+政府關稅、消費稅、部分增值稅等綜合進口稅率20%。奢侈品品牌價值極高而耗用資源極低這一特性，決定了奢侈品是在消費更多富人的金錢，而不是富人在消耗更多的資源。有時甚至會倒過來：窮人消耗的大量廉價資源，反而更加浪費。比如富人一件名牌衣服，可以十年二十年不換；但窮人一件劣質衣服，一個夏天就面目全非。投資大師羅杰斯給寶貝女兒的12封信里提到：永遠買高質量的東西，它們經久耐用，更能保持價值。奢侈品往往代表著對資源的最大化利用。中國缺乏自己的奢侈品牌，導致的是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低回報、低工資效應，惡性循環。

    以紡織服裝為例，僅僅一個紹興，一年織的布可供全世界一人一套服裝；一個寧波，一年生產的襯衫可全中國人民一人一件。可是，我們的奢侈名牌又在哪里呢？薄熙來在商務部長任上時說，“中國只有賣出8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空客。”當年王羲之詩意盎然的一池墨水，在紡織產業主導下早已彌漫成全紹興的環城墨水了，地方不得不花巨資治理污水，雖成效顯著，然代價昂貴。這就是紡織服裝行業沒有成為創意產業的代價。產業附加值低又使企業利潤微薄、工人工資低，影響經濟轉型，被迫長期陷于外向型經濟依賴陷阱中不能自拔。

    一是使大量財富外流并且導致國內流動性泛濫。是真正的財富外流而非簡單的貨幣外流。比如中國不鼓勵在大城市周邊或回鄉下建豪華住宅，結果很多富人紛紛到海外置業，抬高國外房價還被人道路以目，因為很多發達國家收物業稅，房價高甚至導致一些原住民交不起稅。同時本應在中華大地生根傳承的精美建筑和園林，紛紛到國外“安家”。此外是沒有足夠的本土奢侈品承擔財富積累和傳承的“資金蓄水池”，大量流動性民生領域急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投機鉆營，抬高物價，左沖右突泛濫成災。

    中國奢侈品發展的四大阻礙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阻礙了中國的奢侈品發育？

    首先，新中國成立后全面消滅資本家和富人的“非私有財產時代”，使中國奢侈品全面“斷代”，技藝、品牌和能工巧匠逐漸隨時間流失。直到最近幾年，才慢慢“重拾傳統”。比如比較有實力的珠寶翡翠商行，大約在2003年以后才開始大量進駐北京。有媒體驚呼和田玉、翡翠、古董、藝術品等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價格上漲萬倍，實際上是價值回歸而不是飆升，因為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東西幾乎全部“淪落成泥碾作塵”，進入了無法市場定價的尷尬。

    其次，是“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的傳統文化觀念和生活習慣妨礙了奢侈品的發育發展。但實際上，生活中有大量的奢侈品，尤其是珠寶玉器、藝術品、文物古董等奢侈品是隨著時間和文化的積淀不斷增值的，沒有這些就沒有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第三，是官商文化和公款消費助長了仇視奢侈品的社會心理。奢侈品牌的建立建設，往往離不開美麗動人的故事。但是，如果奢侈品消費充滿了公款消費和官商文化消費，誰還敢講這樣的故事？誰會對這樣的故事充滿艷羨？恐怕剩下的只有羨慕妒嫉恨。

    第四，因為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人們太貧乏了，幾乎可以說人人都一無所有。而市場經濟的變化又太快，在全球一體化（外向型經濟）和按揭信用金融制度等的助推下，中國只用三十多年的時間就完成了西方和傳統國家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財富積累和貧富分化，這樣的大起大落（其中有很多人是“相對被落下”），急劇的變化與落差，加上其中夾雜著大量轉型期制度不規范及權錢勾結等因素，也容易引發人們的不平衡心理。雖然人人都在追逐奢侈品，按世界奢侈品協會公布的數據，中國至少有2億人在享受各類進口奢侈品，但人們對于大量自己享受不起的更高水平的奢侈品的態度，在羨慕的同時，不少人還是帶著妒嫉甚至恨的態度。奢侈品消費不是成為過街老鼠，多少也可算是道路以目。

    從上述意義上說，今天我們雖然已經基本上告別計劃經濟時代，但我們仍然在為計劃經濟的負面遺產買單。

    奢侈品是經世濟用“第四極”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迅速從求溫飽時代進入求住行和追逐奢侈品時代，衣食等日常生活用品進入全面過剩。

    衣食足而追品位、求不同。人類對奢侈品的追逐，就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一樣符合人的天性。我們沒有必要談奢色變。事實上，奢侈品往往代表著技術的高水平、生活的高品位、品牌的高境界，其高附加值的特征，其實是最有利于財富在不同階層中流動，從而提速中下層民眾的上升進程。它精美絕倫、經久耐用的品質，是對高能耗易碎品的反叛；它在不斷地傳承與累積歷史、文化和家族傳承的豐富人類信息，可以傳家傳世而經久不絕。它像一個深不可測的資金蓄水池，以海納百川之氣度吸納社會上大量的資金流動性，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生活的必需品中吸引到更為精細、更耗費人類精神，卻又最節約自然資源的非必需品領域中來，為降低物價、直接間接造福百姓大眾充當介質。

    從社會心理上看，奢侈消費是區別身份、地位和能力的一類消費；從經濟學上看，奢侈消費則是價格與成本嚴重脫離的一類消費，脫離程度越高，奢侈程度也越高。而從廣義上，只要超出社會平均生活需求的一切消費都可以稱得上奢侈消費，比如一根煙、一杯酒、一壺茶。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每個人幾乎都是奢侈品的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對此我們不必過于敏感，不妨多想想如何讓奢侈品更好地造福社會促進貧富流動，如何更多更好地培育中國本土的奢侈品牌去摘取世界產業鏈中的“頂端價值”，而不是始終匍匐在價值鏈最低端。

    西哲們對奢侈品多有溢美之辭，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所說，“富人不奢侈，窮人將餓死”；維爾納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中甚至表達了“奢侈帶來資本主義”這一“極端”觀點。當有學者指出，奢侈破壞人類天性時，主張“富足與自由乃人生兩大幸事”的亞當·斯密同樣在《國富論》中指出，禁奢法代表了“君王大臣們力圖監管個人經濟活動的無能和想當然”。我個人把奢侈品看成是促進貧富融合、促進貧富流動的“第四條道路”，或者說經世濟用“第四極”、而且是最符合人性的、和平的道路。前三條道路分別是：改朝換代、稅收和慈善。

    中國本土奢侈品文化和品牌發育不良，國外奢侈品就趁虛而入，中國失去的，不僅是品牌建立的良機，而且是貧富融合、財富穩定、社會和諧的良機。當下中國正處在貧富兩極嚴重分化的驚濤駭浪中，和平度過這個貧富急劇分化的難關，中國的將來必會一馬平川前途無量。傳統的只有破壞沒有建設的革命思維和行動必須完全拋棄才有利于社會發展進步；而稅收與慈善等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平衡財富功能必須以公共財政等更加民主自由的制度保障為前提，否則會反過來加劇兩極分化。在這樣的關口，奢侈品確實是實現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最佳媒介之一！它屬于一次分配范疇，符合市場規則和人性，所以往往最公平也最有效率。